草原絲綢之路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紐帶

原標題：論草原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最長的文化交流大通道，千百年來，圍繞著這條大通道，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歷史事件，東西方文化以此為紐帶碰撞、融合、昇華，對人類文明的産生，社會歷史的發展産生了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商貿通道的雅稱，以絲綢貿易為商品流通標識。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主要有4條：其一為“沙漠絲綢之路”，從洛陽、西安出發，經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後通往歐洲，也稱為“沙漠絲綢之路”；其二為貫通蒙古高原地帶的“草原絲綢之路”；其三為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其四為西南地區通往印度的“茶馬古道”。可以説，絲綢之路承載著人類文化的全部因素，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文化線路，其中，以“草原絲綢之路”最為典型。

草原絲綢之路的概念與內涵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時間範圍可以定位為青銅時代至近現代，空間範圍大致框定為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這一區域，自然環境以草原為主要地貌特點，活動的人類群體以遊牧為主要經濟類型。其主體線路是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沿線經過的主要古代城市有遼上京（今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元上都（今正藍旗元上都遺址）、集寧路（今集寧路古城遺址）、天德軍（今豐州古城遺址）、德寧路（今傲倫蘇木古城遺址）、哈喇浩特（今額吉納旗黑城遺址）、哈剌和林（今蒙古國前杭愛省哈剌和林遺址）、訛答剌（哈薩克奇姆肯特市）、塔拉斯（吉爾吉斯斯坦西北部）、托克馬克（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等地。草原絲綢之路東段最為重要的起點是內蒙古長城沿線，也就是現今的內蒙古自治區所在地。這裡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連結點。在草原絲綢之路上活動的人類群體主要是遊牧民族，自青銅時代起，先後有卡拉蘇克、斯基泰、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

“草原絲綢之路”是幾千年來連接東西方經濟貿易的大動脈，它的發展與繁榮在蒙元時期達到了頂峰。在窩闊臺汗時期，正式建立了驛站制度，元朝形成了規模龐大、四通八達的驛站網路。這些驛站既是元朝政令、軍令上傳下達的重要通道，同時也是政府對外進行商貿往來的主要線路。這時的草原絲綢之路形成了三條主線。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北方立站：帖裏幹、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帖裏幹”道屬東道，起點站為元大都，北上經元上都、應昌路（今克什克騰旗達裏湖西岸）至翕陸連河（今克魯倫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渾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區；“木憐”道屬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經興和路（今河北省張北縣）、集寧路（今內蒙古集寧市）、豐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凈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國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納憐”道又稱“甘肅納憐驛”，自元大都西行經大同路東勝州（今托克托縣大荒城）溯黃河經雲內州至甘肅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繞杭愛山東麓至哈剌和林。由於哈剌和林地區地處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絲綢之路的三條主幹線大多通過這裡再向西北經中亞縱向延伸，直至歐洲。這三條通往歐洲的驛路，構成了草原絲綢之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

絲綢之路的形成必須具備兩大前提要件，首先是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群體與相對文明的組織結構，其次是要有大宗商品交換的社會需求。在蒙古草原地帶，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青銅時代，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應與之同步。根據目前發現的考古材料來看，草原絲綢之路初步形成于西元前5世紀前後，其産生的重要原因與遊牧民族“逐水草遷徙”的生活習俗以及部落之間的戰爭有關。2500年前，來自歐洲的斯基泰人在亞歐大陸之間的阿爾泰山地區開採寶石與黃金。黃金寶石是最豪華的裝飾品，深得草原遊牧民族的喜愛，由此促進了草原地帶貴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這一時期，在亞歐草原的中部相繼形成了早期的遊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蘇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種文化等。這些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野獸紋”藝術裝飾風格的盛行，這些野獸紋裝飾品大多以黃金與青銅為主要質地。這些貴重金屬裝飾品的交換與流通，既促進了不同地區的遊牧文化的發展，同時也開闢了不同地區的商貿通道。在整個亞歐草原地帶，相繼發現裝飾風格與造型相類的黃金飾品與青銅器，即是不同地帶文化交流與商貿通道暢通的體現。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爾多斯地區發現大量黃金與青銅質地野獸風格的裝飾品，其中以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地區出土的鷹形金冠、四虎噬牛紋金飾牌、虎形鑲寶石金飾、金項圈、金耳墜最為典型，這是草原絲綢之路東端開通的重要標誌，內蒙古地區在草原絲綢之路中的區位優勢日漸凸顯。

在夏商階段，草原絲綢之路形成也初見端倪。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時代的人。其母簡狄。“狄”皆為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帶遊牧民族的稱謂。這一古代民族因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又是舉族經商，故又被稱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後代商湯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稱之為“商朝”。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其間，湯的十一世祖相土發明瞭先進的馬車，七世祖王亥發明瞭先進的牛車，載貨運輸，十分方便，遂為天下所推崇。商族的畜牧業和貿易都很發達，甲骨文中有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數百的記載。另有王亥率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地區從事貿易交換的故事。王亥進行貿易的財富引起世人的覬覦，狄人有易族於是殺死王亥，掠奪了他的牛車隊。後來王亥之弟王恒戰敗有易族，奪回牛車。該故事是否真實另當別論，但由此可以看到，在商品交換中重要的交通工具車輛可能在商代已經普遍使用。在蒙古草原地帶發現的岩畫當中發現不同形制的車輛圖案，説明車的發明應當與北方草原地帶生活的遊牧民族有關係。由於車輛是承載貨物進行交換的重要運輸工具，説明此時已經具有商品遠距離交換的能力。由於車輛的發明是以道路的形成為主要前提的，因此，可以推斷在中原的夏商時期就已形成了若干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草原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形成。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是傳承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質，同時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締造者，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草原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繁榮與發展，還與中國歷史上後來的與匈奴、突厥、回紇、契丹、蒙古族都有著密切關係。

匈奴族肇興于西元前3世紀，在部落首領冒頓單于時，一舉統一北蒙古草原，建立了強大的匈奴帝國。西元1世紀，由於部落戰爭、自然災害與漢王朝的持續打擊，逐漸衰落，分裂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遷至歐洲，南匈奴南下附漢。匈奴族的南下與西遷，是影響世界的重要歷史事件。南下的結果是中原漢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與鞏固；西遷的結果是引起了歐洲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因此，匈奴族在當時也被稱之為“上帝之鞭”。匈奴族的南下與西遷，實際上是將蒙古草原地帶的絲綢之路進行了強有力的連掇與拓展，與漠南的沙漠絲綢之路形成亞歐大陸南北兩大交通要道，絲綢之路逐漸形成帶狀體系。在蒙古國諾言烏拉、高樂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飾件、漆耳觴、漢式銅鏡以及棺槨葬具，還有寫有漢字的絲綢與青銅鍑等文物，都是草原絲綢之路上商品交換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例證。

匈奴之後的鮮卑族，經過軻比能、檀石槐部落大聯盟，又一次統一蒙古草原地帶，草原絲綢之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拓拔鮮卑崛起于大興安嶺北端的嘎仙洞地區，西元1世紀前期，拓拔鮮卑開始南遷，歷經九難八阻，定都于盛樂（今和林格爾盛樂古城），建立了北魏王朝，其後遷都平城、洛陽，徹底完成了鮮卑族漢化的歷史進程。鮮卑族漢化的歷史進程，也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具有密切的關聯。鮮卑族的南遷基本上是以草原絲綢之路為依託的。一個民族的遷徙實際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動過程，嘎仙洞北魏李敞的石刻祝文、和林格爾的盛樂古都、大同的平城舊址都是拓拔鮮卑在草原絲綢之路上遺留下來的重要文物古跡。在草原地帶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朝銀幣與波斯銀壺，還有在西方的金銀器皿上施用的牡丹紋、蓮花紋、龍鳳紋，這些都是滲透在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因子，喻示著草原文化的昌盛與繁榮。

突厥人于西元6世紀中葉在蒙古草原地帶建立了突厥汗國，其疆域東盡大漠，西至裏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許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處於它的控制範圍之內。這時的草原絲綢之路具體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由錫爾河出發，通過鹹海北岸；另一條沿阿姆河，通過鹹海南岸。兩條通道在烏拉爾河口附近會合，通向伏爾加河，再沿頓河和黑海北岸到達君士坦丁堡。隨著唐朝對蒙古草原的統一管理，使草原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唐朝軍隊相繼打敗突厥、鐵勒汗國，迫使漠北草原的遊牧部落在回紇的率領下歸附唐朝，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6個都督府和7個州，“於是回紇等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66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七）。回紇汗國的牙帳位於杭愛山北麓的鄂爾渾河流域（今蒙古國哈喇和林西北哈拉巴拉嘎斯古城），“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北部軍事重鎮豐州（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要道，也就是草原絲綢之路通往中原的重要支線。西元840年，回紇汗國被黠戛斯人攻滅，回紇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遷徙，其中主要的一支遷至今蔥嶺以西，于西元10世紀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突厥與回紇汗國的建立，唐王朝對兩大汗國的管理，使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再一次得到了開發與拓展。

契丹建立的遼王朝，使草原絲綢之路更加貫通。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互通有無。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新城、朔州等榷場。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為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當時，西夏佔據河西走廊，遼朝與西方國家的往來主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遼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東鎮南）、中京（今寧城縣大明城）、東京（今遼陽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為骨幹，形成了北達寶韋、烏古，東北至黃龍府、渤海國、奴兒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渾，西至豐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網路。西元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絲綢之路西遷至中亞地區，並征服了高昌回紇、喀喇汗王朝，建立西遼政權。西遼政權保持了正統的遊牧民族文化的同時，還將東方的儒家思想、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産方式帶到中亞地區，對當地的伊斯蘭教文化造成很大的影響，讓西方國家領略到了東方漢文化的強大魅力。

蒙元時期是草原絲綢之路最為鼎盛的階段。成吉思汗建立橫跨歐亞的蒙古汗國，道路四通八達，並建立驛站制度，至元朝建立，以上都、大都為中心，設置了帖裏幹、木憐、納憐三條主要驛路，構築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中亞達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達交通網路。元代全國有驛站1519處，有站車4000余輛，這些站車專門運輸金、銀、寶、貨、鈔帛、貢品等貴重物資。當時，阿拉伯、波斯、中亞的商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往來中國，商隊絡繹不絕。此時最為著名的商貿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內的西關，是各國商人進行交易的地方，史載：“（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虞集：《賀丞相墓銘》，載《道園學古錄》卷十六），可見商品交易之盛況。在元上都，外國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頻繁來訪，如發郎國的使者最早在中統年間就在開平覲見過忽必烈。至元年間，元惠宗派遣發郎國人安德烈及其他15人出使歐洲，致書羅馬教皇，教皇又派遣馬黎諾裏等人到元上都回訪元惠宗，並呈獻羅馬教皇的回信和禮物。最為著名的事件是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隨父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回國後寫下了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向西方詳細介紹了元上都的宮廷生活和禮儀、蒙古族的生活風習等。另外，印度、緬國、尼波羅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過元上都，當時的元上都是國際性的大都會。有詩曾形象地寫道：“酒館書填金，市中商賈集，萬貨列名琛”。

近幾年，在這些草原城市的遺址當中，相繼發現了當時商品交換的大量實物。在呼和浩特市東郊的萬部華嚴經塔發現了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鈔票實物“中統元寶交鈔”；在額濟納旗黑城古城遺址相繼發現“中統元寶交鈔”、“至元通行寶鈔”。在內蒙古各地還發現了大量中原輾轉交換來的瓷器。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窯藏瓷器，匯聚了中原七大名窯的精品，同時還出土四萬餘枚銅錢，足以説明當時貿易的興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寧路、凈州路等地還發現帶有古敘利亞文字的景教墓頂石，充分説明瞭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況。在中國北方大草原上，類似于元上都、集寧路、德寧路、凈州路這樣的草原商貿城市還有很多，它們成一線分佈處於蒙古草原的東部邊緣地帶，是東西方商貿交易的重要樞紐，也是中原向西方輸出商品的橋頭堡。草原絲綢之路的發達，為開放的元朝帶來了高度繁榮，使草原文明在元朝達到了極盛。中國的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傳播到了歐洲，從而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草原絲綢之路的文化特點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恰好是草原地帶，東起蒙古高原，向西經過南西伯利亞和中亞北部，進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達喀爾巴阡山脈。在這條狹長的草原地帶，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勢較為平坦，生態環境相對一致。這條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連接中亞和東歐，向東南可以通往中國的中原地區。

由於草原絲綢之路具有這樣的自然環境載體，因此，它在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絲綢之路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草原絲綢之路所處的自然環境較海上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要優越。在大草原上，草原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區具有豐富的水草與河流、植被，是人類生存賴以仰仗的基本條件。另外，遊牧民族逐水草遷徙的生活方式，是草原絲綢之路上最為有力的資源供給與保障，而海上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就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其次，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換與流通更加快速與方便。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商品運輸工具一般是使用馬匹或車輛，這些商品的承載工具靈活而又便捷，因此，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換波及面廣，速度快，因而效率較高。再次，如果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上看，草原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面是全方位的，而且所經過的地區又是人類生活的聚集區，文化的衝擊力與波及面較大，而遊牧民族四時遷徙的特點與騎馬術的的普及，又使得文化的傳播速度較快，而海上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文化的傳播面受自然環境的限制，是單一的，只局限于點狀，且文化傳播的速度要慢。

從文化的角度上看，草原絲綢之路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的特點。草原絲綢之路東端連接位於蒙古高原南部邊緣的中原地區，強大的農耕文化勢必對草原地帶的遊牧文化産生巨大的影響。草原絲綢之路從本意上看是指一條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換的附加效應勢必是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而草原絲綢之路恰恰是連接這兩種文化的紐帶與橋梁，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從文化的角度上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遊牧民族的經濟受自然環境的制約，是極不穩定的，遇到天災人禍，都會形成大的波動，也會産生為謀求生存而與他族爭奪自然與社會資源的戰爭，所以，在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歷史上，除了商品交換以外，還會出現不同民族間的和親、朝貢、戰爭等複雜的文化現象。

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産價值

草原絲綢之路承擔著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當今世界上保存最長、輻射面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化線路。關於文化線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頒布的《文化線路憲章》中有明確的概念定位：“任何交通線路，無論是陸路、水路，還是其他形式，擁有實體界線；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歷史功能為特徵，以服務於特定的、十分明確的用途；且必須滿足於以下條件：他必須是産生於、也反映了人們之間的相互往來，以及貫穿重大歷史時期的人類、國家、地區甚至大陸之間的貨物、思想、知識和價值觀的多維度的持續的相互交流；它也因此必須促進了其所影響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雜交融合，並通過其有形的和無形的遺産反映出來；與線路存在相關的文物和歷史關係，必須已經構成了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系統。”以上述國際通行的文化線路概念來考量草原絲綢之路，無論從規模、影響與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上來講，它的遺産優勢明顯高於其他文化線路。所以，我們可以把草原絲綢之路的遺産價值做如下定位：草原絲綢之路是青銅時代以來溝通歐亞大陸最為主要的商貿大動脈，它是集系統性、綜合性、群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産，也是目前世界上最為龐大而又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線路。

草原絲綢之路東端起點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主要在內蒙古自治區。在我區自東向西分佈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遺址，這些古代城市遺址是草原絲綢之路重要的實物載體，以此為中心，多民族文化産生、發展、碰撞、融合、昇華，從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紐帶與橋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結晶，中華文化的精粹。因此，保護和利用好當今世界上最長的文化線路，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

（本文作者為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