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玉生在等一場關於民間非營利部門的大討論。在他的想像中，它與1978年三中全會掀起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非常相似。

　　對於民間非營利部門究竟是什麼，他覺得中國想得還不夠清楚。“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層對非營利部門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跟支援，現在看起來還沒有。”對於非營 利機構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準，他也一直心存憂慮。“看看我們目前這4000多家基金會，運作得怎麼樣？有多大比例在正常運作？有多大比例是在混事兒？”

　　他對這場大討論的等待由來已久。

　　上世紀80年代，商玉生成為中國較早專注于第三部門研究的知識分子，他曾伴隨改革開放脈搏走在前沿，嘗試在研究和實踐中尋求第三部門所需的各種突破。 徐永光1989年創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時便與商玉生結識，他説，“商玉生的目標非常堅定，要推動民間公益，或者説公民社會的發展。”

　　如今，商玉生已77歲，疾病伴身，行動多有不便，很少現身行業活動。面對當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狀態，他堅持認為，中國需要這場大討論。

　　低調的核心人物

　　“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去照。”1990年8月末，第一次民間基金會經驗交流與研討會在承德召開，到商玉生發言時，他引用這句來自日本同行的話，向 中國同行介紹第三部門的功能和定位。對於中國來説，要讓詩一般的浪漫表達變成現實，官民雙方都需要足夠的耐力、魄力和想像力。

　　1992年年初，已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鄧小平不得不再度出面，他視察南方數地，沿途發表一系列講話，讓“姓資姓社”之爭得以平息，為改革開放再作推 進。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大批供職于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打消顧慮，在這一年下海創業，如潘石屹、郭凡生、馮侖等人，在商業領域被稱為“92 派”。

　　比“92派”的出現更早，思想解放的80年代，大批知識分子掙脫枷鎖，試圖將剛剛從災難中重生的國家拉上發展的正軌。在公益領域，朱傳一、商玉生、徐 永光、楊團等人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專業研究與實踐，他們相信，民間力量可以參與塑造一個更好的中國。與後進公益人明顯不同的是，“立足行業，以推動第三部門 發展為首要目標”成為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徵。

　　商玉生翻出一本黃舊的“白皮書”—《第一次民間基金會經驗交流與研討會資料彙編》，其中清晰記錄著當時他們對第三部門的認知與思考。

　　承德會議上，參會代表們對民間組織在社會建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面臨的困難、問題都有所討論，也提出制度及相關法律法規需要改革。如今看來，無論理論 專業程度抑或規模，這次行業大會都極為初級，但卻是中國第三部門渴望成長的首次儀式性表達。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參加了第二次全國基金會工作交 流會，即“香山會議”。

　　在這兩次行業會議的鋪墊下，一些較為活躍的基金會組成代表團，在1994、1995年先後兩次走出國門，赴美交流學習。商玉生參加了第二次訪美，並在回國後主持編寫了《美國基金會研究》，對美國第三部門的基本情況作了大致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