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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澤民駐匈牙利3年，與其説是外交大員，不如説是不穿軍裝的政委。他在與匈牙利民間結誼的同時，與蘇聯霸權主義和匈牙利親蘇政府做著激烈爭吵。1963年，柴澤民與匈牙利依依惜別，轉任駐幾內亞特命全權大使。從一個物質生活相對富有的國家，轉向經濟和社會生活都十分落後的西非小國，反差極其強烈。
魯豫：派您去幾內亞您當時心裏面是有點不太願意去的吧？
柴澤民：對，當時，他是進步的社會主義，他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他是沒有私人企業，他把私人企業統統都沒收了，都停業了，都建立了國營企業，結果國營企業條件很差，國營企業上面沒有東西，只有幾瓶茅臺酒，你想茅臺酒沒人喝，咱沒人請，其他東西一到就搶光了，所以他很困難，以後他開始不行了，他又開放，擺攤販，就有好多人做小買賣的都來了，這一下子經濟上又繁榮了，一繁榮以後他又把那沒收了，又搞社會主義。他就這樣幹。條件不具備就搞這個東西，跟我們祖國也有相似。我們一段時間就是完全合作化，整個把小攤販一個晚上都沒有了。
6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幾內亞沒有太大區別，收成上也並不富有。但為了道義援非，也為了獲得國際社會上的投票支援，中國勒緊腰帶，向非洲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和精力。從柴澤民旅任開始，中國向幾內亞先後派遣了17支醫療隊，幫助他們建起了農業技術試驗站和推廣站，幫他們種植水稻、茶葉、甘蔗。直到今天，由中國人援建的人民宮和水電站仍在這個西非國家運作著。
魯豫：那個時候，從雙方關係的重要性來説，中國跟匈牙利的關係應該比中國跟幾內亞的關係要重要吧？
柴澤民：那當然是。那個時候，我們很重視第三世界。所以我們幫助他，建立一個捲煙火柴廠，就是抽煙的，捲煙火柴廠這麼個廠子，援助一個水電站，搞了一個水電站，以後還搞一個人民大會堂，以後還搞一個體育場。他召見你，他就是沒有別的事情，就是要東西。
魯豫：那您怎麼辦？向您要東西，你怎麼辦？就向國內報告？
柴澤民：一個教育部長要見我，我就去了。去了以後呢，當時他理你，他跟別人談，別人談完別人走了這才跟你談，他説什麼，大使我們現在這個學校開展美術科，現在開一門美術科畫畫的，現在我們沒有紙，畫畫的那個紙，也沒有那個筆，是不是中國提供給我們，這個東西他們也要，一缺乏什麼東西他就召見你，一談完他就不理你了，他就跟別人又談開了，他就把你甩開了，你趕緊走吧，那就那樣子，所以説他也不遵守時間，約定的時間你去了以後就要等著，等著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他那兒談完了，他才來。所以我們都習慣這個了，所以等吧。
1966年冬天，中國的政治氣氛依然爆熱。儘管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使勁手段，“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還是燒到了外交部。1967年初，外交部下令駐外使館全部人員分兩批回國。柴澤民駐幾內亞大使任期雖然未滿，卻不得不中止使命，回到北京。
柴澤民：我們回到國內。一到飛機場，我一看這形勢就不對，過去下飛機之後，因為我們愛人先回來嘛，她回來要到機場去接接我，外交部門也去一些人去接接嘛，一看什麼都沒有人了，就是司機在那兒，司機開車司機來接來了，以後我看見我們使館的機要員在那兒站著，過去握手説你好，手回去，不跟我握手，劃清界限。我説這是怎麼回事？也沒有辦法就只好坐上車回了。實際上這是造反派説了，回去還不要回家，先到造反派那兒去，我説好吧，先到造反派。一到那兒以後呢，使館那些，整個分成我們四十幾個人，我們分兩批，這一批二十幾個人，就喊著口號，打倒柴澤民，打倒我呢，一進門先來一個下馬威，喊一些口號，就讓坐下，到屋子裏面先背語錄，背毛主席語錄，我這個也有準備，我在飛機上我想著回來以後一定要叫背語錄，我就背了兩條語錄，到那兒的時候我先應付一下，結果就背語錄，結果一下子忘記了，一條語錄也背不出來，結果這下壞了，就鬥，被批了一頓，對毛主席不忠實，資本主義當權派，鬥了半天。這一會兒天已經很晚了，下飛機是九點多鐘，十點了，鬥完已經快是一點鐘了。好完了，回去吧，明天六點鐘來的掃院子，掃屋子，六點鐘就到，現在已經一點鐘了，回去睡不著覺，天就明瞭，那麼早就忙啊。不行，別説閒話，一定要六點鐘來，來不了非鬥爭你不可。沒有辦法。所以説回去吃點飯，還沒有磕睡呢天就明瞭，趕緊就往戰鬥隊跑，到那兒時候找笤帚，找個笤帚掃地，掃完地開會，召集開會，這一開會就鬥爭，一見大門上，很大的大門啊，上面貼著一張大字報，就是我一個人的大字報，就是説彭真的黑爪牙，彭真派到外交部，要破壞外交部，搗亂外交部，講了很多這些話。
國內形勢讓柴大使大吃一驚。他怎麼也沒想到，他們這些跟著毛澤東在戰場上和外交界衝殺了一輩子的人，如今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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