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內涵及綜合施策路徑

發佈時間:2020-07-28 11:27:40 | 來源:中國網·中國扶貧線上 | 作者:周侃 盛科榮 樊傑 劉漢初 伍健雄 | 責任編輯:孔令瑤

關鍵詞:貧困,相對貧困地區,可持續,綜合效益,高品質發展,區域協調

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綜合施策路徑

按照全國區域發展格局演變規律和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的概念模型,未來相對貧困地區的高品質發展目標在個人尺度體現為: 實現收入獲得,相對貧困人口參與生産生活和生態保護活動的綜合價值得以全面發揮,收入水準和生活品質明顯提高; 實現能力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等值化的同時,相對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發展條件、發展機會等得到提升,抵抗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得到改善; 實現精神獲得,培育相對貧困人口的個人內生動力、提升社會和文化資本,在尊嚴和自我實現方面的精神需求得到滿足。

 在區域尺度則體現為: 實現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均衡,逐步實現各相對貧困地區的人口和經濟在總量中所佔比重基本一致; 實現人口經濟與相對貧困地區的地域功能適宜性空間均衡,以人口經濟規模在自然承載力可承載區間內為底線; 實現與由自然承載力、戰略區位、系統整體性等構成的地域功能適宜性空間分佈相吻合; 實現相對貧困地區的區域發展數量增長與品質增長的空間均衡。為此,突破內外約束條件並創新相對貧困地區發展模式,綜合施策路徑的重點有 4 個方面。

引導人口及發展要素合理流動,跨區域互動形成先富幫後富的新格局

 站在全局視角謀劃跨區域先富幫後富的新格局,將引導相對貧困地區人口及發展要素合理流動作為關鍵。針對我國相對貧困地區在生態空間內人口規模仍然偏大、農業空間內人口密度仍然偏高的現狀,進一步疏散生態敏感和重要地區、糧食安全保障和重要農産品供給地區的超載人口,採取有效疏散途徑,適度地降低人口規模與密度。在大尺度上,依託城市群、都市圈發展,推動相對貧困地區超載人口向城市群地區及其內部的都市圈集聚,建立相對貧困地區超載人口疏解,以及資源配置、市場融入的引導機制,重點提升疏解人口遷徙能力和再就業能力的培育。在中小尺度上,合理配置人口的空間分佈,按照主體功能定位形成人口分佈的中心—邊緣模式,引導人口經濟向中心城市集聚,建立相對貧困地區城鄉間人口相互流動機制,帶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在提升全國整體城鎮化水準的同時,使相對貧困地區能按照主體功能定位,遵循生活空間宜居、生産空間集約、生態空間秀美的要求,實現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的系統優化。此外,強化貫穿沿海與內陸地帶的東西向開發軸帶建設,完善形成新時期跨區域互動的國土空間開發基本骨架。建議進一步延伸既有沿長江通道和陸橋通道,以川藏鐵路建設為契機,將沿長江通道發展軸帶由川滇地區向西延伸,串聯拉薩、林芝等青藏高原的重要節點城市,並與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聯繫互動,面向新亞歐大陸橋共建機遇,將陸橋通道發展軸帶由天山北坡城市群向西延伸至邊境地區,提升內外聯動、雙向互濟的紐帶作用。同時,增加珠江—西江發展軸帶,改變長江以南缺少東西向發展軸帶的局面——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帶動,為小西南地區注入經濟增長活力的同時,促進拓展面向中南半島、北部灣沿岸、東盟各國為主的對外經濟雙向合作空間。

 立足區域綜合承載力客觀條件,重塑城鎮鄉村互動與等值發展的新面貌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城鎮化水準並不等於現代化水準,只有健康的符合區域綜合承載力客觀條件的城鎮化才是相對貧困地區走向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世界城鎮化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在拉丁美洲等地區存在著高城鎮化水準但現代化水準並不高的現象(圖 5 和 6)。因此,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必須走健康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相對貧困地區承載力特徵決定了通常不具備大規模、集中式城鎮建設的條件,而局部適宜建設區空間分佈亦較為分散。基於這一客觀條件,重塑相對貧困地區城鄉新面貌:一方面,構建以綜合性的城區為核、若干功能城鎮(園區)為節點的“一核多組團式”中心城市。培育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輻射作用,加大中心城市集約緊湊程度,完善城市配套設施,突出生産中心、商品集散中心、技術資訊中心、科教文衛服務中心等綜合服務功能,帶動相對貧困地區腹地從相對封閉向全方位開放轉變,促進區域投資環境改善和貧困地區面貌改變,以中心城市的現代化引領整體發展。另一方面,以縣城和重點鎮為公共服務等值化的空間載體,結合地方能源礦産開發與加工、生物資源及農副産品加工貿易、自然和人文旅遊資源利用等資源主導型産業的發展佈局,以據點式小城鎮開發為主體形態,推進相對貧困地區城鎮化進程。

應擺脫城鎮化的規模與速度束縛,探索重生態環境、重生活品質、重百姓感受、重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注重靜怡、美麗、幸福的生活方式,使居民在經濟上未必屬於收入領先,但在生活上具有較高幸福指數。未來將半城鎮化作為相對貧困地區城鎮化空間形態的一種補充形式,發揮山地丘陵地區旅遊休閒資源、能源與礦産資源及生物與農副産品資源優勢,變地理位置偏遠劣勢為專業小市場發育及物流運輸業發展的後發優勢,通過半城鎮化、非農産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一體化發展,推動主要就業形式、收入來源構成、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條件、生活方式和社區文化等方面與城鎮化地區相接近。

 此外,相對貧困地區綜合承載力的複雜性要求必須對城鎮鄉村格局進行精細化管理,實施可行性研究,評估資源環境支撐條件;在規劃先行的同時,引導城鄉建設過程的集約高效,堅決杜絕粗放式開發對國土空間資源的浪費;切實嚴格控制建設用地,按照底線管理進行開發強度控制,建立部門紅線管控體系,促進其發展從傳統的外延型、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節約型。

深入推動生態和資源優勢價值化,通過體制和科技創新激活後發優勢

 為保持並提高生態産品供給能力和生態安全保障水準,2016 年國務院批復將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縣(市、市轄區、旗)數量由首批的 436 個增加至 676 個,連片特困地區中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數量從 270 個增加至 377 個,所佔比重從首批 39.88% 提升至 2016 年的 55.69%。這反映出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中,相對貧困地區在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下,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定位謀劃發展的總體基調進一步強化(圖 7)。

為此,相對貧困地區應緊密依託在生物資源、農産品資源、民族文化資源、能礦資源等生態和資源方面的天然優勢,運用體制和科技杠桿撬動現代産業增長點。一方面,創新促進其價值化的體制機制,把經濟收益分配作為重要抓手,建立生態與農業産品的國家購買和生態農産品補償制度,在動態調控中助推農業和生態區域實現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相統一;通過市場機制,運用潔凈能源配額制、碳排放市場交易、生態安全體系建構的共同責任分擔機制等,實現資源和生態産品的價值化和市場交易過程。另一方面,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為先導,推進相對貧困地區的創新突破與産業發展深度融合,緊扣資源的綠色開發與産業綠色佈局,建立綠色有機食品的原料生産和深加工基地,打造生物制藥主導産業,培育具有生物特色的高寒保健、康養、醫藥基地;以生態綠色為基底,以國家公園、各類風景名勝區構成全域旅遊的開發建設模式,充分利用民族特色文化及特色産品,發揮“旅遊+工農業”“旅遊+文化”“旅遊+體育”“旅遊+康養”等綜合聯動效應,實現全域旅遊與工農業、文化、體育、康養等業態的融合發展,培育形成這類後發優勢地區的綠色發展新動能。

 聚焦深度貧困地區重點攻堅,以青藏高原為主攻地和先行示範區

長期以來,青藏高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其人口少、資源多且地緣意義突出。同時,青藏高原是一個相對完整、極其獨特的生態系統,在全人類社會發展和全球自然環境變化歷程中,保持著其自然和人文生態系統的相對原真性。在全球尺度上,青藏高原是北半球氣候變化的“啟張器”“調節器”也是“亞洲水塔”;在洲際和國家尺度,則是東亞氣候穩定重要屏障、中國東部生態景觀形成主因;在局地和地方尺度,則維繫生態系統穩定、提供農牧業生産資源基礎、創造城鎮化環境條件(圖 8)。因此,未來要將深度貧困的青藏高原作為相對貧困地區反貧困持久戰的主攻地和先行示範區,引導當地人口向非農産業發展的核心區和城鎮集聚,以強度小于 1 % 的土地低密度開發、實現對 99% 以上的國土空間嚴格的生態保護,進一步降低自然保護地、牧區的人口密度和資源環境壓力。

同時,創新自然保護地和國家公園機制體制,通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整治的綜合效益尤其是生態效益增值過程,持續增強青藏高原具有全球意義的生態系統保護價值,反映人類文明的文化多樣性傳承價值。通過生態旅遊、科研科普、自然體驗、生態教育等國家公園主題活動,把當地居民納入國家公園建設與經營當中;以資本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解決長效生計問題,建設地球第三極國家公園群,實現國家公園建設與當地牧業發展、文化建設、鄉村振興、城鎮化有機互動,打造具有全球影響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靚麗名片和相對貧困地區的反貧困亮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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