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貧困是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長期困擾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性難題，在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消除貧困位列 17 項目標之首。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反貧困實踐，中國在解決絕對貧困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和地區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標準測算，至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7.9 億人，佔全球同期減貧人口總數的 70% 以上。自 2013 年我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以來，中國反貧困事業進一步取得歷史性突破，按照 2011 年確定的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 2 300 元（2010 年不變價）的國家扶貧標準，我國貧困人口從 2012 年底的 9 899 萬人減少到 2019 年底的551 萬人，貧困發生率也由 10.2% 下降到 0.6%，連續7年減貧1 000萬人以上。不難預見，到 2020 年中國將實現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這將成為世界反貧困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與此同時，也需清醒地認識到，面向“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中國絕對貧困人口脫貧和貧困縣摘帽，並不意味著貧困消失和反貧困工作終結。在 2020 年以後，貧困還將以相對貧困形式存在，其長期性、艱巨性及複雜性仍然存在，以解決相對貧困為主的反貧困工作還將繼續。
圖 1 1978 — 2019 年中國貧困人口總數與貧困發生率變化
相對貧困反映了收入水準低於社會平均收入一定程度的社會生活狀態，突出表現在收入差距拉大，並由此導致部分低收入人口在生産生活、社會參與等方面邊緣化和弱勢化，國際上將全部人口收入中位數的 50%—60% 以下作為相對貧困線。按此標準，中國相對貧困人口的總數及區域分佈依然具有穩定性，即便國定貧困市、縣全部脫貧摘帽，這類縣域的經濟發展水準與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關係尚未根本改變。也就是説，在脫貧攻堅階段解決了貧困地區的絕對貧困，但返貧風險仍然存在、相對貧困問題依然嚴峻，由生存性貧困逐步向發展性貧困轉變、由單一收入貧困向多維貧困轉變，且人口老齡化導致貧困等成為新的脫貧挑戰。未來，這些相對貧困地區如何高品質發展並與其他地區同步實現現代化，將是相較于解決絕對貧困階段而言更具系統性的持久戰。為此，“十四五”時期，依然要重視反貧困問題，把反貧困工作的重點從解決絕對貧困地區的精準扶貧，逐步轉變為綜合施策推動相對貧困地區的高品質脫貧，並以高品質脫貧推動區域高品質發展上來。
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的基本內涵
一般而言，區域高品質發展是在經濟效益持續增長過程中，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基本同步的增長過程，並呈現因地域功能不同而分異出各種發展模式。區域高品質發展的內涵通常包括：追求區域間效益等值，要求縮小經濟差距且將生態、社會價值化，以由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構成的每人平均差距不斷縮小為標誌；既要尋求短期效益最優，又要顧及長遠效益最優，建立在社會經濟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之上，在短期側重增強經濟競爭力的同時，也要有利於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及社會公平性。
在相對貧困地區，其高品質發展在區域尺度上表現為短期和長期均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同向發展，當在近期無法有效消除區域間每人平均差距時，可以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等值化為載體促進區域高品質發展，這與個人尺度上相對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建設是高度一致的（圖 2）。
可持續生計反映在制度因子、風險因子和脆弱環境約束下，微觀主體能夠保持乃至增強資産基礎（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並且在面臨外界衝擊和壓力時能夠恢復的謀生方式。一方面，可持續生計強調包括自然資本在內的生計資産對生計策略的重要性，其生計是通過投資形成適合自身狀況的資本組合，並選擇與資産稟賦相一致的生計策略，從而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見，可持續生計框架在微觀主體經濟活動和區域高品質發展之間建立起橋梁，為從微觀上理解人類活動和自然地理環境的衝突與耦合提供了新的視角。另一方面，可持續生計還強調改善微觀主體發展面臨的制度環境、風險環境的重要性，認為良好的制度設計和基礎設施是農戶增強資産積累、改善生計行為的前提條件。這需要區域中的地方政府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出發，通過提供“支援性環境”、消除外部影響、提供公共産品等降低個體生計資本的形成成本，從而改善相對貧困人口生計策略的選擇。
也就是説，個人尺度下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本、現金流資本化的金融資本、生産生活物資的物質資本等不斷累積放大，使區域經濟效益增加；通訊設施、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物質資本，以及對外部企業或組織聯繫機會的社會資本等的累積，帶來了區域社會效益增加；土地和水自然資源存量、生態服務功能、災害風險防範等自然資本和資源利用技術、污染處置技術人力資本，以及生産工具等物質資本的改善，有利於區域生態效益增加。最終，至區域尺度時，將意味著相對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性、整體性累積放大，相對貧困地區與相對貧困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目標相互促進，並共同構成了以可持續性為尺規的新時代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