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的約束條件
根據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的基本內涵，以及區域與個人尺度可持續性的一致性，對 2020 年全面解決絕對貧困之後我國相對貧困地區高品質發展的約束條件作進一步推斷，還存在以自然承載力與自我發展能力的內部約束條件，以及區域差距與全球變化的外部約束條件。
內部約束：自然承載力與自我發展能力
自然承載力與生計脆弱性
自然承載力由資源、環境、生態和災害 4 個維度的可持續屬性構成。相對貧困地區自然地理條件複雜多樣，導致當地自然承載力的原值低，已被人類佔用的承載力余量少，未來可供持續利用的承載力潛力小。
我國土地資源要素的強約束區域主要分佈于青藏高原、豫皖鄂湘贛、雲貴高原等地區；水資源要素的強約束區域集中成片分佈于黃淮海平原、黃土高原、東北平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等地區；生態要素的強約束區域集中分佈在新疆南疆、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地區及阿拉善盟、雲貴高原、秦巴—武陵山區、華南山地丘陵等地區。
從要素空間匹配來看，土地—水資源約束在黃淮海平原和天山北坡等地區、土地—生態約束在青藏高原和雲貴高原及南方山地丘陵地區、生態—水約束在黃土高原地區十分顯著。不難看出，我國相對貧困地區地貌結構以山地丘陵為主，自然承載力在這些維度下較為薄弱，約束性要素類型多樣且具有共軛性，支撐性要素空間匹配程度偏低。同時，相對貧困地區通常為江河流域的分水嶺和源地，人口發展、經濟增長、污染物排放等承載對象的壓力，易觸發區域生態系統、地質環境、環境容量等承載體的響應，使之受到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與沙漠化威脅，造成生態環境退化、人地關係失調。
長效可持續生計與自我發展能力
我國相對貧困地區集中分佈在青藏高原腹地、太行山區、秦巴山地、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桂西山區等地區，遠離江河干流和下游低平地及社會經濟較先進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這種邊緣性和相對封閉性格局長期以來基本保持不變，受到區外物質與能量輸入的天然阻滯，設施配套受限、先進技術擴散遲緩。加之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水準較低，局部地區依舊存在脫貧後返貧的隱患，這無疑會降低脫貧穩定性。
在經濟發展方面，相對貧困地區自身城鎮化和工業化水準低，中心城市（鎮）的集聚能力弱、鄉村聚落分散；産業結構比較單一，産業融合帶動能力不足，且市場體系建設滯後，致使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難以充分發揮；産業基礎的薄弱及實用人才的缺乏，難以充分激活農村發展的潛力；水土資源條件、能源礦産資源、自然和文化旅遊資源等資源價值未能充分實現。我國當前反貧困工作中，依然側重於對農村貧困戶物質經濟基礎的改善，對邊緣貧困群體非經濟層面的個人自我發展能力培育不足，這導致返貧風險的結構性因素仍然存在。
外部約束：區域差距與全球變化
區域差距與傳統路徑依賴
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對於相對貧困地區的治理而言依舊是重要約束。儘管 2020 年我國將實現貧困縣全部摘帽，但在東、中、西部發展不均衡，城鄉發展差距，以及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形成的疊加效應下，如果以經濟理性作為普遍遵循，那麼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貧困地區及鄉村資源的每人平均佔有不足、分配不均所産生相對貧困群體的邊緣化未能扭轉，區域落差和城鄉落差將無法根本性轉變。
近 10 年以來，甘肅、青海、西藏、雲南、貴州、廣西等脫貧任務重的省份與其他省份的經濟發展差距仍在增大，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差值由 2010 年的 30 615 元上升為 2018 年的 52 342 元。特別是在我國 14 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儘管貧困發生率大幅降低，已“摘帽”貧困縣快速縮減（圖 3），但按照相對貧困的視角考量，連片特困地區仍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水準，且絕對差距進一步拉大。2018 年，連片特困地區中每人平均 GDP 最高的涉藏工作重點省每人平均 GDP 僅為全國的 58.3%。而且，從絕對數量來看，2018 年各片區每人平均 GDP 與全國平均水準的差距進一步拉大，2018 年每人平均 GDP 與全國平均水準的差距增量基本都在 10 000 元以上。通過對連片特困地區內部的對比發現，內部的發展差距進一步加劇，在涉藏工作重點省、六盤山區、羅霄山區和西藏區的每人平均 GDP 極大值與極小值的差值均在 10 倍以上（圖 4）。無論在全國層面，還是城鄉間、城市和農村內部，巨大的收入與發展差距容易導致新産業、新路徑承接能力受限，難以擺脫傳統路徑依賴，使得相對貧困從暫時性狀態演變為長期狀態。
全球化、逆全球化與發展韌性
經濟全球化、全球氣候變化等全球尺度的衝擊和趨勢會對區域層面造成影響，而相比發達地區，其負效應的影響程度對相對貧困地區更為凸顯。
在當前及未來“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並存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大，相對貧困地區産業就業等方面約束性增強。特別是受中美經貿關係的影響，疊加世界經濟走弱等因素，未來我國的貿易可能會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隱憂，投資、生産、消費將會受到一定的衝擊。
同時，在全球氣候增暖的趨勢下，相對貧困地區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更為嚴峻。相對貧困人口獲取各種生計資本的能力受限，也減少了謀生活動選擇範圍，加劇了生計風險度和脆弱度。這些因素將影響相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及農村人口增收的能力，而這種外部環境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也決定了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長期性和持續性。
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相對貧困地區多地處我國邊境地帶，在國防安全、生態安全、民族安全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緣影響，在歷史、現實並在未來領土安全、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大局中都將扮演重要而獨特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