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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草原牧區扶貧的現有措施及存在問題
2000 年以來,國家先後啟動了“退牧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岩溶地區草地治理等多項草原生態保護工程,並投入大量資金。2011 年以來,我國在內蒙古、西藏、新疆等 13 個主要草原牧區省(自治區)實施草原生態補獎政策,對禁牧、草畜平衡措施給予獎勵補貼,實施 8 年以來,國家累計投入資金 1 326 億元。經過多年的生態治理,項目區草原植被有所恢復,高度、蓋度和産草量均有所提高。但是,我國天然草原總體惡化、局部好轉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草原牧區 2017 年的家畜平均超載率仍然有 11.3%。與此同時,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牧民禁牧休牧的補貼,雖然保持了減畜不減收的目標,但是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速度相比,我國草原牧區農牧民的每人平均收入仍然遠低於全國農民每人平均收入。比如,2016 年,我國 108 個牧區縣、160 個半牧區縣的農牧民每人平均收入僅是全國農民每人平均收入的 63%、66%;2017 年,我國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四川六大牧區農牧民每人平均收入是全國農民每人平均收入的 83.6% 。因此,要解決草原生態保護與牧民增收之間的矛盾,需要加強科技支撐,通過技術措施促進草地生産條件改善,提高草地的生産力和生態功能。
我國廣大北方草原牧區和南方草山草坡由於山高路遠,基礎設施建設難度高、投資大,開發利用困難較多,諸多原因造成這些地區發展緩慢,經濟相對落後,這也是我國草原地區貧困人口較多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也正是由於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受到的工業和農藥污染較少,很適合發展生態草牧業,生産綠色無污染的優質草畜産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居民對高品質食物的需求不斷增加,市場空間巨大。因此,在我國廣大草原貧困地區發展生態草牧業,開發特色優質草畜産品,滿足人民對多元化食物消費的需求,既是産業扶貧的重要出路,也是我國建設美麗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
生態草牧業是草原地區産業扶貧的重要方向
由於我國傳統農業多年來重視糧食作物生産,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農牧民的認識,草原畜牧業相對傳統農業都更為薄弱。自 2015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快發展草牧業”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以及多個部委陸續出臺了系列政策和措施,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出臺,表明在我國農業結構調整中越來越重視“草”的作用。
2017 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 37 次會議上,首次將“草”納入“山水林田湖”的提法,即“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這是對草原地位的重要肯定。在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組建了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由自然資源部管理,這是國家重視草原生態保護和草地資源管理的重大具體的舉措,是對“草”地位的肯定,對我國草原生態系統保護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具體的舉措,為我國草牧業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各地區各部門積極行動,大力興草興牧,草牧業未來市場發展前景廣闊。草原牧區發展草牧業應遵循“生態優先,以草定畜”的原則,科學配置草地的生態和生産功能,將草地保護與適度利用相結合;草山草坡發展草牧業,應遵循“因地制宜,適度利用”的原則,在保護植被的條件下,發揮邊際土地的作用,發展具有特色的高産高效草牧業。
在上述基本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加強科技支撐,運用適宜的成熟技術,可以快速恢復退化天然草地的生産力,同時還可以提高草原物種多樣性,增加優質牧草的比例,以及維持草地生産力的穩定性;在牧草加工利用過程中,通過添加微生物菌劑、酶製劑、發酵抑製劑等青貯添加劑,或者生物添加劑、天然添加劑等乾草添加劑,可以顯著提高飼草品質,延長牧草保存期,便於飼草貯藏、運輸和家畜採食,有效減少資源浪費。通過加強科技支撐,在種草、制草、養畜等草牧業産業鏈的各個環節,可以顯著提高水土資源利用效率,飼草利用率和轉化率等。這些結果表明,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生態草牧業,是科技助力精準脫貧的一個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