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庫門，信仰之門 ——參觀黨的一大會址及紀念館

石庫門，是一種融匯了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民居特色的建築樣式。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公館秘密召開，那扇厚重的石庫門被悄然推開，見證了一個偉大政黨的誕生。

歲序更疊，華章日新。這幢改變了中國命運的建築，如今靜靜矗立在上海市中心，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護著一段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三月的梧桐，將細碎的影子灑落在門楣與礬紅色的雕花上，枝葉搖曳，光影浮動，而被石條框住的那扇黑漆木門，卻肅然地佇立著。墻面青磚與紅磚交錯疊砌，如歲月留下的掌紋，深深刻進上海弄堂的肌理。門扉沉重，銅環微涼，指間叩響的仿佛不是門，而是歷史的脈搏。李公館內那間十八平方米的客堂，雖無雕梁畫棟，卻足以容納整個中國的黎明。

此時，我站在她的面前，忽然想起一句很古老的話來：“你們要進窄門。”那門是窄的，容不得車馬輿仗，容不得金銀財寶，只容得下一個人側身而入，一顆心赤誠地進去。眼前的這扇石庫門，不正是這樣的一扇窄門嗎？她沒有皇家宮闕的巍峨，也沒有廟堂高宇的森嚴，樸素得像一個寓言，只向那些願意低下頭、側身而進的人，去敞開一個全新的天地。這個比喻‌告誡人們，人生的道路上，我們常面臨兩種選擇：寬門與窄門，這並非指物理上的門，而是‌象徵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寬門看似平坦，迎合了大眾貪圖安逸的心理，卻往往通向精神的滅亡；窄門看似崎嶇，需要獨自承受孤獨與艱辛，卻引領我們走向靈魂的永生。這不僅是生活方式的分野，更是精神追求高下的體現。唯有勇於推開那扇窄門，才能在人跡罕至處遇見真正的自己。

我輕輕走近，手指撫過那冰涼的條石門框。這石框，為堅固而立，也為守護這一方安寧。一百多年前，當13位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歲的人，從四方趕來，輕輕叩動那扇烏漆大門上的黃銅吊環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叩，叩響的是一個舊時代的喪鐘，也是一扇通往新時代的閘門。門開了，他們閃身進去，走進樓下那間逼仄的堂客。一張長方桌，幾把椅子，一圈圓凳，幾乎就填滿了整個空間。可就是在這一方狹小裏，他們決定的卻是整個中國的命運，是一個民族明天的方向。

在紀念館的展廳裏，光線柔和而肅穆。玻璃展櫃裏，一件件文物沉默不語，卻比任何喧囂更震撼人心。我的目光落在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上——封面印著馬克思的坐像，紙張泛黃，邊角微損。這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一九二〇年八月出版。

我俯下身，久久凝視。透過歲月的塵埃，仿佛望見浙江義烏分水塘村的那間柴房：一個年輕人夜以繼日地伏在兩條長凳架起的鋪板上，將墨汁當作紅糖，蘸著吃下沾滿“真理味道”的粽子。當母親在外屋問他：“粽子蘸紅糖甜不甜”時，他頭也不抬地答道“夠甜的，夠甜的！”原來信仰是甜的。這“甜”，不在舌尖，而是靈魂被驟然照亮後的狂喜——那是一個在漫漫長夜裏行走的人，終於看見東方第一縷曙光時，從心底涌起的戰栗。

我踱步來到另一處展櫃前，一台英文打字機靜靜地躺在裏面。説明牌上寫著：它的主人，是李大釗。一九二五年秋天，李大釗在北京向友人借來這臺打字機，用它列印了許多秘密文件，與共産國際代表和蘇聯駐華代辦保持著聯絡。“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國家。”他的聲音，穿越百年，仍然在石庫門的廊柱間迴響。我凝望著那一枚枚按鍵，仿佛看見那個身著長袍、戴著圓框眼鏡的儒雅學者，在深夜的燈下，用那雙握慣粉筆的手，一下下敲擊著。那“嗒嗒”的聲響，穿過軍閥的封鎖，穿過密探的追蹤，將信仰的火種，播撒到更遠的地方。“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打字機敲出的，又何嘗不是一篇篇用生命寫就的道義之文？！

再往前走，一套電臺修理工具赫然出現在眼前。它是1959年由李白的夫人裘慧英捐贈給紀念館的。那是李白的遺物，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裏那個真實原型。一九三七年，他從延安來到上海，在敵人的心臟，架起了一座無形的空中橋梁。電波長空，生死一線。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離上海解放僅有二十天，他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年僅三十九歲。那些冰冷的修理工具，曾被他溫熱的手掌摩挲並緊握過——用來修理那臺“嘀嘀嗒嗒”作響的發報機。他用生命守住了黨的秘密，也守住了那份最初的信仰。我看著這套修理工具，耳邊又響起了那句話：“共産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原來，這“特殊材料”，不僅是鋼筋鐵骨，還是一顆會為理想流血、為信仰赴死的心——雖柔軟，卻無比堅硬。

從紀念館出來，晚霞染紅了天際，給興業路的現代樓宇鍍上了一層溫潤的金桔色。不遠處，就是著名的“新天地”——時尚的咖啡館、高檔精緻的餐廳裏，飄逸出輕柔的音樂聲和年輕人的歡聲笑語。到處高樓林立、流光溢彩、人流如織，這裡已成為上海最繁華、最時尚的角落之一。

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曾講過的故事。他的叔公，當年是上海地下黨的交通員，僅十幾歲的年紀，就能在敵人的搜捕下機警傳遞情報。有一次，他闖進已被特務佔據的秘密聯絡點，面對搜身時鎮定自若，將寫滿密碼的紙條捏成米粒大小，藏進衣角，最終虎口脫險。朋友講著講著，眼眶濕潤了。他指了指那些在新天地裏享受生活的遊人，輕聲問我：“此刻的繁華，是他們當年的夢想。可我們，還記得他們嗎？”我沉默良久。眼前時尚的霓虹與歷史的青磚，就這樣安寧和諧地共存著。那些被精心保護下來的石庫門，沒有成為隔世的古董，而是融入了這座城市跳動的脈搏。人們在“新天地”裏喝著咖啡，聊天約會，或許並不一定會想起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夜晚，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羅曼·羅蘭曾説：“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而那一代先驅者，在認清了那個時代的黑暗與腐朽後，依然選擇用生命去熱愛這個民族，去奔赴一個在當時看來遙不可及的明天。他們推開這扇窄門走進去，就是走進逼仄，走向未知，走向永生。而今天，我們站立的這片“新天地”，正是他們從窄門走出後，用無數身軀鋪就成的一條通向光明的路。

世界管理學之父德魯克説過：“唯有經過絕望、苦難、痛苦與無盡的磨練，才能抵達真正的信仰”。夜色漸濃，我再度回望那扇石庫門，它默默地掩映在高樓之間，門楣上的雕花在燈光下勾勒出柔和的輪廓。這扇門從不向權貴敞開，卻為每一個甘願犧牲自己、為他人而活的人，悄然開啟。它並不宏偉，卻比任何殿堂更接近永恒。她不再只是一幢建築，而是成為一種信仰的象徵。因為信仰，不是挂在墻上的標語，是陳望道譯稿上被油墨染黑的指節，是工人在警笛聲中吹響的哨音，是那盞在黑暗中仍不熄滅的油燈，是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無聲承諾：“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

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滑向貪腐深淵最終落馬，其根源是信仰的動搖與迷失，導致權力觀扭曲，敬畏心缺失，在誘惑面前喪失底線，讓本應服務於人民的權力，異化為滿足私欲的工具，最終難逃法網的審判。因此，築牢信仰之基，是黨員幹部廉潔從政的根本防線。

‌我恍然明白，石庫門之所以被稱為信仰之門，並非是由石頭砌成，而是它曾為一個民族的靈魂所叩響；並非因它固若金湯，而是通向一條需要無數代人前赴後繼的漫長征途。這份堅定的信仰，以及從逼仄和險惡中開闢天地的勇氣，才是這座城市、這個民族永不熄滅的燈火。

從上海過去的望志路106號，到如今的興業路76號，中國共産黨推開了這扇石庫門，就再也不會關上。而對於每位黨員而言，這扇大門，是意志之門、忠誠之門，更是永遠考驗我們的信仰之門。

“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這扇門，宛如一位沉默的擺渡人，守候在歲月的河邊，送走一代代過客，又迎來一代又一代歸人。它是門檻，也是起點；是坐標，更是方向，是無數人跨過之後，再也不願回頭的——信仰之門。（廖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