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北京與北大同學
我學畫畫不是主要的，但因為我搞的美術史人家都知道了，所以也都知道了我的畫，這個我是討了一點便宜的。
記：為了研究美術史，您幾乎荒廢了自己其餘的愛好。王：30歲前我有很多愛好，喜歡讀書、畫畫，還會彈琴，吹簫。
30歲時，我到杭州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任教，決心研究中國美術史，時間算算用不轉。
老天爺一天給你24個小時，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彈琴、搞音樂要佔多少時間？那美術史的書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年輕，人簡單，熱情也高，只好把其他的都去掉。
我有一篇文章叫《無弦琴》——我有一把七弦古琴，已經無弦，懸挂在我的套房，近60個年頭。
30歲下決心研究美術史後，我就痛斷琴弦，從此將它懸挂于角落。
我花不種，琴也不彈，所以我這個人，以前人家都叫我“老學究”。我到現在都不會騎腳踏車，不會游泳，不會抽煙，不打老K，因為時間都放在研究美術史裏了。
[影響·師從大家受益多]
“我經常上午到徐悲鴻校長那裏，聽他講義大利文藝復興，講佛羅倫薩教堂的雕刻與繪畫，下午又到黃賓虹先生那裏，聽他講‘乾筆’、‘皺擦’。”
記：您親歷如此多名師，能談談與他們相處的經歷嗎？
王：我19歲時，從溫嶺縣立中學高中部輟學，在樂清擔任美術教員時，與夏承燾（著名詞學家）先生成為同事。
當時是抗日戰爭時期，學生就請他來學校裏講課。那時候我喜歡讀書，就常去找他。
記：哪位先生對您的影響最深？
王：黃賓虹我是正式拜過師的，他對我影響比較大。他主要是教我學畫，以前畫畫專門有拜師，學美術史沒有的。
1947年，有一天，我斗膽向黃師母提出來，想跟黃賓虹先生學畫。
師母説，“這麼多年頭了，老先生還有什麼收不收學生的，你高興來走動，就來罷。”
我覺得師母似乎已經替黃賓虹先生答應下來了，就與師母約定拜師日期。
當時，我的好朋友黃震寰替我借來一條紅地毯，又替我買來一雙大紅蠟燭，兩塊綢衣料。
那天，我們雇了部人力三輪車，前往黃賓虹先生府上。
一進門，黃師母就迎了上來，黃老先生像以往一樣平靜地坐著，但是面帶笑容。
黃師母一邊沏茶，一邊説，“抗戰勝利了，時勢作新了，還點什麼大紅燭，不要拜了，老先生也説不要跪拜，磕個頭就好了，算是一老一少有個緣分。”
我經常上午到徐悲鴻校長那裏，聽他講義大利文藝復興，講佛羅倫薩教堂的雕刻與繪畫，下午又到黃賓虹先生那裏，聽他講“乾筆（畫畫中的一種筆法）”、“皺擦（一種畫法）”。
1948年3月，王伯敏（右）與黃賓虹在北平
1981年和程十發一起在杭州孤山時的王伯敏
記：中國美術發展到今天，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畫壇？
王：目前中國畫處於競走時代，競走不是競爭，而是各走各的，互相走不通的，是多架立交橋。
各自帶“帽子”，你是非現實主義，你這個又是什麼派別。
走走走，走到一定的時候，它總是有規律，到最後水到渠成，跳出來的便是大家。共識的大家，便成為大師。
記：您覺得，出大師還需要多少時間？
王：至少要到21世紀上半葉之後，差不多五十年以後。
20世紀的已經跳出來了，齊白石、黃賓虹，大家都沒有異議。像徐悲鴻和劉海粟，兩個人互相不服氣，吵得很厲害，但這兩個人也還是逃不掉。
現在不行了。像剛剛去世的吳冠中，還是有爭議，所以真正的大師，他的確立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