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碟40元一張，盜版碟3塊一張。前者你必須再多花幾塊錢停車費才能在專賣店買到，後者可以在穿著拖鞋散步的小區裏買到，可以在吃早點的小攤邊買到，除了封套印刷差強人意，其他似乎一模一樣。你會買?正版還是盜版?這不是一個無聊的選擇題，我是想説明“山寨”是我們當今社會的一種常態，很少有人能拒絕它，甚至是沒有人能夠回避它。
“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關鍵中的關鍵自然是價格問題，當然還包括便捷和面子。至於是否侵權、如何依法追究責任，那不是自己的事。究竟是打造品牌還是效倣山寨做法而搶得市場先機，這是生産商考慮的事情。老百姓只對怎麼樣花最少的錢買到功能多到用不了而且一萬年不會壞的東西感興趣，只關心自己的錢袋子和是否方便。往深了説，即便不是“貪小”作祟，老百姓也沒有足夠的知識和判斷力知道剛剛買來的電子産品是不是山寨的，或者涉及山寨，因為他們無從判斷産品的哪些核心技術具有卓越品質，至於核心技術是否享有專利或者依法獲得專利轉讓更是天知道。
山寨産品的盛行引起了兩方面的思考：一是人們的道德底線在何處?二是服務和傳播還有多少不足需要彌補?在美術界，創作中的抄襲、挪用和剽竊早已見怪不怪，出版中以所謂的國際刊號、假書號打擦邊球的合作出版屢見不鮮。很多自認為屈才的藝術家因為不滿于官方機構，自辦畫院，再把畫院的名字儘量往國辦畫院“靠一靠”，自封院長或者什麼比較好聽的職務，讓本身就弄不清楚的老百姓越發糊塗。這與山寨現象的“帶頭大哥”——山寨手機、山寨筆電、山寨家電在概念、形制和生存條件上如出一轍。如果説創作、出版的山寨現象涉及著作權保護、出版管理條例等法律的高壓線，那麼，山寨畫院經過工商或者民政部門的註冊登記後，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這個山寨又如何評判呢?
山寨畫院實際上是民辦畫院的“進化”説法，民辦畫院只有優劣的問題，而山寨畫院不僅包括了優劣還包括了真假。山寨是一個模糊的流行詞彙，不是確切的事實界定，它不代表劣質，不是草率、不嚴謹的代名詞。“山寨”最貼近的詞是“模倣”，例如山寨手機就是對品牌手機的模倣，山寨春晚就是對央視春晚的模倣，山寨明星就是對真實明星的模倣，以此類推，山寨畫院就是對國辦畫院的模倣，準確地説是對品牌的模倣。
中國國家畫院原名叫中國畫研究院，個人或者私有機構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註冊為“國家書畫院”“中國書畫研究院”以及被棄用的“中國畫研究院”，而老百姓看不懂這兩者多一個少一個字或新與舊所産生的天壤之別。和前面提到的電子産品的核心技術一樣，他們同樣不懂“國家畫院”和 “國家書畫院”的區別。如是，設想個人或者私有機構註冊到“國家書畫院”的名號後，唬人多麼容易。倘若被看成國家畫院或者理解成國家的畫院，進而售出藝術品、引來投資，這就達到了當初山寨期望的效果。但是，唬人和騙人是不一樣的，很多山寨高手深諳其中道理。
民辦畫院為什麼要模倣國家品牌畫院的名頭，個中道理不言自明，無非是想唬人撈錢。實際上，山寨畫院現象流行已久，它有著深深的草根烙印，它以門檻低、效率高、服務意識強為競爭手段，遊走在藝術家與普羅大眾之間。在某種意義上，民辦畫院是國辦畫院的有效補充，他們的用人、資金募集、發動和組織大規模藝術活動等新的方法完全可以反作用於國辦畫院。當然，民辦畫院為了籌措資金、追逐利益，也在成倍地放大國辦畫院走穴、以寫生的名義遊山玩水、大量炮製應酬作品等等陋習。但是，為什麼很多單位、企業家、個人趨之若鶩地為這些陋習埋單?這是否意味著，在中國藝術品市場處在草創期的當下，民辦畫院的遍地開花不僅合理，而且為非常巨大的市場空間做出了貢獻?
民辦畫院披上國辦名頭的外衣，有山寨之嫌，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是低劣藝術品的製造者，並不意味著它們辦的活動很“江湖”，就像誰也保證不了國辦畫院畫家的作品品質一樣。自主創新的支援以及品質的提升，民辦畫院漸漸讓我們見識到了民辦的魅力：比如眾人拾柴火焰高般的團結，比如在畫院經營方面的靈活。或許正是民辦畫院這樣的表現，很多國辦畫院對民辦畫院的態度耐人尋味，它們一邊數落著民辦畫院的諸多不是，另一邊卻在與民辦畫院“分享”市場。
山寨畫院和山寨電子産品不同，它只是模倣了品牌，名頭大到比國辦畫院還官方的程度，混淆的名字讓人頭疼而已。在人們對山寨畫院的是非態度模棱兩可的時候，山寨畫院卻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上個世紀的最後十來年，民營資本開始介入一些社會團體。藝術家、影響力、利潤等看上去很有説服力的字眼開始流行，到了2004年前後，民辦畫院的出現達到高潮。這幾年，經過大浪淘沙般的篩選後，一些真正資本雄厚和自我造血極強的民辦畫院已經毫不客氣地瓜分了中國藝術市場的版圖，而且，它們正有步驟地進軍網上銷售和文化創意産業。因為對自我造血功能的渴求，所以表現為對市場反應的迅速，自主創新在民辦畫院面前不能僅僅是一句口號，它還必須是一個嚴肅的事實——沒有“皇糧”吃的民辦畫院一旦不被大眾消費者接受，佔領不了市場，那麼，它就必須接受優勝劣汰的現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