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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卡爾-吉爾莫：《Beatles為何解散》
當我步入成年人的行列時，正趕上Beatles的時代，我一直對此深懷感激。Beatles不僅讓我們享受了音樂的樂趣，還讓我們體會了團隊的力量。這支團隊意味著新的理想，新的觀點，新的樂趣、藝術、憂患和政治力量。在我看來，Beatles是推動60年代青年文化發展最浪漫、最戲劇化的民主楷模之一。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團體——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即使産生矛盾，他們也會用兄弟般的情感，在追求共同夢想的道路上達成共識。
但是在現實中，民主總是柔弱而短暫的。Beatles也證明了民主的這個特性，我們在他們的最後時光共同見證了它的作用。由於Beatles太強大太重要了，所以當他們解散時，儘管存在著矛盾、衝突、痛苦，以及種種愚蠢的行為，他們都不需要做出任何解釋。當60年代的團體理想和民主追求被其他東西所取代時，Beatles也成為了其中的一件犧牲品。對此他們也有所認識，畢竟他們深信，愛是個體和社會實現自我救贖的手段。當他們分別時，破碎的不僅是他們的關係，也是彼此的心。這一點在過去通過很多途徑都能觀察到。一個團隊的楷模就這樣結束了，就像他們所處的分裂的時代一樣，這難免會帶來陣陣憂傷。
Beatles為什麼解散和如何解散一直都很神秘，這個問題總是被敵意和貪婪包圍著。約翰-列儂把樂隊的結束稱為“離異”，但這僅僅是他對自己離開的評價。(顯然，列儂並非恰當離開別人的榜樣，你可以看看他是如何離開自己第一任妻子辛西婭的。)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開始相信，那是一些和離異不同，並且更加糟糕的事。一年多以前，我就開始從65篇文章和1440頁的筆記中研究這個事件。在各種歷史學家、批評家、傳記作者、音樂學者、社會學家和新聞工作者的文章裏，無疑都會指出是誰造成了解體，誰有罪，誰只是無能為力的。事實上，他們都是好人，沒有壞蛋。人人都會犯錯，他們當然也會有嚴重的失誤。
我的研究不可避免也要得出某種結論，但是這個結論有些讓我吃驚：Beatles解散純屬意外，它本是約翰-列儂的一個策略，結果卻導致了嚴重的失誤。
人們一直以為Beatles是在1969年9月解散的，當時列儂告訴他的隊友、妻子大野洋子、經理艾倫-克萊恩，自己決定離開。在那個時候，專輯《Abbey Road》創下了樂隊有史以來最成功的銷售紀錄。數月以後，保羅-麥科特尼也宣佈離隊，和列儂不同的是，他是公開宣佈的。儘管在樂隊解散過程中有很多關鍵事件，但是保羅的舉動也許是最具有決定性的。他比任何人都更愛Beatles。當然，他對約翰的愛也比約翰對他的要深。正是因為保羅的足智多謀和頑強毅力，才使得Beatles在樂隊功臣、經理布萊恩-愛普斯坦去世後，還能繼續團結並且獲得成功。雖然列儂被公認為是Beatles真正的天才(這一點不容爭辯：他創作了樂隊大部分的傑作，直到他們事業的最後兩年，也是他創作了專輯裏最優秀的歌)，但是這樣説也無可厚非：沒有麥卡特尼，Beatles就不可能在歷史上如此特別和持久。另外，和列儂不一樣，麥卡特尼知道，Beatles四人的獨立事業永遠無法超越合作時的成功。所以對保羅-麥卡特尼，Beatles中唯一一個不會因為意氣用事而離隊的人來説，離開就意味著結束。他沒有玩弄自己對Beatles的愛，也不想對自己的痛苦不敬。
麥卡特尼被迫陷入一種困境，這種困境約翰-列儂、喬治-哈裏森和艾倫-克萊恩都不可能遇到。至少其中的兩個人本應該愛保羅就像保羅愛他們那樣，但是他們把自己的所見視為保羅的專制，並産生了恨意。了解列儂和哈裏森想法的人曉得，他們認為麥卡特尼並非Beatles的功臣。他們提供的唯一論點就是，自從愛普斯坦死後，他們就沒有期待要繼續。當時他們所做的一切最終成就了Beatles的偉大，只是在那種情形下，任何遠瞻都是不可能的。
這個策略實際上是個多重策略。哈裏森和列儂都很聰明，他們明白希望和友誼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也可以成為忘恩負義的小氣鬼。他們兩個在早些時候就不喜歡樂隊有那麼多歌迷，列儂1970年接受《滾石》採訪時説：“該死的雜種們，把我們都榨幹了。”在樂隊最後的日子裏，他們都因為收入過高而飽受糾纏。
在我發現的所有事實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兩件事。列儂和哈裏森(尤其是列儂)從1968年就開始破壞Beatles，直到樂隊最終解散。我相信二人都曾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懊悔，因為我不認為列儂和哈裏森(仍然尤其是列儂)真的想讓Beatles結束，儘管他們當時可能不知道。我想他們只是打算改變樂隊中的權力分配，讓Beatles的合作形式更加隨意。他們就是想支配麥卡特尼。但是他們玩得有點過分，1969年對麥卡特尼的做法不太體面，1970年初更是不可原諒。
隨後的結果是戲劇性的。雖然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沒有過多篇幅進行深入探討，但已經説得夠明白了。當保羅宣佈離開時，列儂很憤怒很受傷。儘管他對外宣稱認為樂隊可以重新開始，但是心裏明白已經無法彌補了。在隨後的採訪和歌曲中，他和麥卡特尼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交鋒。
當麥卡特尼就樂隊解散事務向法院上訴時，另外三名成員在法律文件中聲稱沒有理由解散樂隊，沒有真正的衝突來阻止他們繼續共事。約翰-列儂、喬治-哈裏森和林戈-斯塔爾認為，這些只是法律和財務上的問題。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特別的事情，那個他們選擇的管理者，會計和經理艾倫-克萊恩，讓他們失望了。他們得感謝麥卡特尼，也許正是因為他的法律行動挽救了Beatles的財産。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為1970年的做法向麥卡特尼道歉。有些傷可以在時間中痊癒，有些損失卻是永遠的。在生命的最後，列儂説：“我的離別不像我喜歡的那樣好。我為這個不好的感覺而遺憾。”
我意識到把Beatles解散的過程揭露出來並不是一件好事。他們的音樂顯然蓋過了這場災難，而且永遠會。雖然列儂和麥卡特尼在樂隊的最後幾年一直沒能達成共識，但是他們一起製作音樂，甚至包括他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一種合作。這一點在後來經常被忽視。
無論合不合適我都要説，從來沒有哪篇文章像這篇一樣，讓我深深著迷和感動。Beatles的結束讓人不解，但它同樣是卓越的。無論他們之間有什麼問題，儘管他們在最後一兩年相互猜疑，Beatles一直知道如何通過音樂來溝通，再沒有人能夠像他們那樣心心相印。他們長期的合作夥伴、製作人喬治-馬丁這樣描述最後一張專輯《Abbey Road》的工作情形：“當四個人一起出現在一間屋子裏時，那種風采難以形容。他們的音樂比過去更棒。”
這種風采超越了空間的限制，迷倒了世界。它是歷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它讓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成為可能，什麼都不能將它破壞。我將永遠對生活在Beatles年代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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