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當前中國當代藝術和藝術批評狀態，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思維，很少能脫開中華民族的範疇。泱泱大國的精神根深蒂固。無論是政治界，經濟界還是藝術界的眾多的觀念是從中國的民族為中心出發，只要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就是正面的，正確的，無須置辯的。如果觸犯中國的利益，毫無疑問的就是負面的。藝術批評界這種既定的，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藝術批評，造成了對西方藝術理論的漠視與無知，這些中國藝評家及其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當前的藝術批評，呈現出兩個矛盾的現象：一是批評的缺失，一是批評的過剩。所謂批評的缺失，就是對於藝術收藏家和藝術性賞家乃至藝術愛好大眾，面對當前難以計數的藝術作品，批評既不能提供可信的收藏選擇，也不能提供有價值的欣賞啟示;所謂批評的過剩，則是主流批評群體聚合在媒體周圍，以集體的形式向讀者發射被選中的作品的“過剩資訊”。經過20世紀中期以後長期的意識形態禁錮，中國藝術批評曾經為了獲得批評家的個性自由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90年代以來，曾經以“自由”、“先鋒”姿態著稱的批評家，在獲得主流身份後，卻集體轉型為媒體化批評家，他們不再深刻地思考和分析，像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 1909-1994)從羅傑·弗萊Roger Eliot Fry(1866 –1934)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1924年-)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Fried, 1939-)，列奧·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等藝術批評家理論家，有獨到的專研和見解，而是按照某種既定的主旨發言;對一些既成的套用時髦評論添加些個人批評風格的修辭。當代呼風喚雨的主流批評給予的只是關於作品的虛假(過剩)資訊的媒體轟炸，它不是讓讀者進入作品，而是強行將讀者捲入關於作品的“資訊”的燥狂症的混合滾動，只是當代藝術鬧劇的一部分。這是中國藝術批評深重的病疾所在。在中國千百年來，以中國為中心的王國之概念曾經萬古長存。由於近代歐洲列強和東洋人的入侵，打破了中國中心的美夢。於是我們開始奮力抵抗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此同時，中國中心主義又悄然而生了。國內各種藝術批評理論蒸蒸日上的時候，中國藝術批評家及其理論在在國外藝術批評界聞所未聞。世界藝術史向來被認為是中國史學中最弱的學科之一，而藝術批評理論的匱乏無疑是這種落後狀況的具體反映。當中國的當代藝術在熱衷於嫁接西方藝術的同時，中國的藝術評論家對從歐美各國藝術乃至藝術史産生質疑，一邊在學習中一邊對西方藝術史的不滿程度增加。西方藝術批評理論的迅速發展能夠肯定，主導甚而改變藝術史的方向，西方當代藝術系統中批評家作為現代藝術潮流的催化者、鼓動者、定論者，在歷史上比比皆是。
可以説，主流批評家們彰顯了批評媒體化的嚴重病症：批評的缺席和批評的過剩。這是媒體化批評不可逃避的結局的一體兩面，而藝術作品則在這兩面之間被扭曲和抽象了——作品不再是批評家用心研究、深切感受和真誠評析的對象，它只是一個可以在媒體化批評的過剩言説中巨大增殖的空洞符號(商品)。我們可以非常善意地説，介入媒體化批評的批評家並非都是自覺自願為這個符號的增殖服務的，但是，在媒體這個幽靈一樣的巨型機器的鉗制下，我們幾乎聽不到哪位主流批評家真正發出了“越軌”的聲音。的確，在這個資訊時代，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主流批評的媒體化轉型，或者説，這個時代的特性決定了主流批評必然是媒體化的。因此，我無權也無意要求主流批評家們拒絕媒體化轉型，我只能表達這個意見：一個真正能夠行使批評的自由和履行批評的使命的批評家，必然是獨立於媒體之外的自主的個體;而一個真正獨立的批評家，是真正深入作品，並且從作品中發掘深刻而真實的人生經驗和意義的批評家。因此，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的聲音是天然地具有反媒體的品格和意義的。
自古以來，偉大而崇高的中世紀教會一貫堅持地球中心説和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是一種認為人是宇宙中心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同神學世界觀相聯繫的，按照這種理論，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世界又是上帝為了人創造的，因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統治自然界。因此這是一種神學唯心主義觀點。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拉丁語 Nicolaus Copernicus，波蘭語Mikołaj Kopernik 1473 –1543)的學説改變了那個時代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而且動搖了歐洲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理論基礎。由於時代的局限，哥白尼只是把宇宙的中心從地球移到了太陽，並沒有放棄宇宙中心論和宇宙有限論。雖然哥白尼的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但是他的理論的提出給人類的宇宙觀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哥白尼之書在其死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義大利人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7-1600)，多米尼克派(Dominican)的教士，極富反叛精神，他從哥白尼的系統向外推展，否定了天球之説。他出版了「無限宇宙論」“Dellinfinito Universo e Mondi”，明白地主張：太陽是眾多的恒星之一，地球亦是行星之一。更主張人類在宇宙中也不是惟一的。這種主張與當時教會對聖經的解讀起了嚴重衝突。布魯諾在1600年被判火刑，在羅馬當眾焚屍。400年前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發明瞭天文望遠鏡以其研究成果推翻了地球中心説，但是伽利略受到了教會的嚴重迫害。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會議上，偉大而崇高的羅馬教皇提出重新審理“伽利略案件”。為此，世界著名科學家組成了一個審查委員會，負責重新審理這一冤案。可笑的是，今天，西方國家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美國有18%、德國有16%，英國有19%。地球中心論者還舉行了一個叫“伽利略錯了，教會是對的”國際會議，列舉科學證據證明地球是宇宙的靜止中心。他們指出，過去100年的科學證據是伽利略時代所沒有的，它不僅證明了天主教地球中心説的觀點，而且證明地球中心説是最穩定的宇宙模型，可以回答我們在宇宙中看到的所有證據。
中華民族所值得驕傲的偉大，在於中國超過五千年的光輝文明，和四大發明等等的榮耀的智慧，反思之下，西方短短的幾百年實行的工業和科學的革命，社會體制的建立和改進，似乎並不值得有太多的驕傲之處。我們現在日常生活所離不開的自行車，汽車，火車，輪船，電力，電燈，電話，電風扇，電梯，電池，電影，電視，電腦，因特網，手機，打火機，收音機，錄影機，照相機，飛機，地鐵，股票，基金，公司，汽水，冰淇淋，漢堡，比薩餅，咖啡，紅酒，偉哥，夜總會，卡拉OK，GPS導航儀，手槍，機關槍，大炮，兵艦，鐳射，X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共産黨，水彩畫，油畫，鉛筆鋼筆，圓珠筆，塑膠，人造革，畫廊，美術館，博物館，拍賣行，公園，污水處理，環境保護，保險…種種司空見慣的物品和概念，我們感到不足為奇，理所當然地拿來使用，不會去佩服敬仰，也不會對這些玩意兒不在中國發明有半點兒不滿或怨言。但是，基於巍巍中華文明的博遠悠久歷史，對於西方當代藝術和藝術批評理論，我們卻還是不值一顧。
銀河系在浩瀚的宇宙中只是萬頃滄海一滴水，太陽系只是銀河系億萬星系類中的一係，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顆行星，亞洲是世界上七大洲中的一洲，中國是地球上224個國家和地區中的一國。當我聽到“我們亞洲，我們中國，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文明，禮儀之邦”等等驕傲而雄壯的歌曲和演説，再望望一望無際的星空，不禁有一番感慨。近年來, 地震, 海嘯, 火山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驚人。年年都有大災難。氣候十分反常，人類的生存環境在不知不覺中已變得越來越惡劣。這與我們人類的活動，發展有沒有關係?我們在超越西方，大量地製造汽車，飛機，大規模的火力發電，燃燒大量的煤和石油以致産生大量的廢氣。移山填海，蓄水發電，地殼局部受到巨大壓力，使地層變形，産生震動。採礦，挖油，打深井，建摩天大廈打地基等，都會遭成地球物理的破壞。氣候變暖，南，北極冰川融化，造成水位上漲，使得許多地區淹沒。不正常的氣候造成有些地區極度乾旱，而為了抗旱又到處打深井抽地下水，地殼千瘡百孔。人類要發展似乎是無可厚非，但人類的發展就像癌細胞的發展一般，劇烈而不可阻擋。地球將會在人類的發展中無可避免地遭到嚴重的破壞，最後影響到人類的生存。
人類應何去何從?當我們看到中國的汽車年産量和鋼鐵産量達到世界首位，各工業指數均向世界第一前進(與此同時：中國“清廉指數”排名全球第79位， 中國醫療體系公平性排名在世界排名188位，倒數第四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第一，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是世界最高，中國稅務負擔全球第二，中國的**死亡人數世界第一，佔全世界總量的80%，中國環境指數世界第133位，中國已成為地球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自殺人數全球第一，中國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我們應感到驕傲還是擔憂?愛因斯坦載寫給5000年之後的人類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時代充滿了創造性的發明，這也大大方便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使用電能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能橫渡大洋，我們學會了飛行，甚至通過電波，我們能輕鬆地把消息傳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但是，商品的生産和分配卻完全是無組織的，人們不得不為自己的生計焦慮地奔忙。而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們，總是過一段時間就要互相殺戮。這讓每個想到將來的人，都會充滿憂慮和恐懼。這是因為，與那些真正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相比，普通大眾的智力水準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我相信我們的後人，應當會懷著一種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來閱讀上面這幾行文字吧。”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電子媒介構造的生活世界。電影實現了柏拉圖關於藝術是自然之鏡的古老隱喻——你持一面鏡子，就可隨心所欲地複製世界。然而，比柏拉圖預見更多的是，電影不只是給予我們一個超文字的靜態的圖像世界，而是讓世界的圖像自動地在我們的眼前流動展現。電視則比電影更進一步，通過熒光屏，電視超時空地將全球“現實”同步地呈現在我們的身邊，正如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電視將我們變成了新的“穴居人”，“我們是電視螢幕……我們身披全人類，人類是我們的肌膚” 。繼電視之踵而至的網路(國際網際網路)，正以一種“全球大腦”的模式重組世界資訊活動的體系，它不僅構成了“傳播-接受”互動的新傳播模式，而且通過數字化將資訊世界變成了永恒流動的世界，一個被西方資訊學家稱為“無造物者的自然界”。電子媒介向我們的生活世界的全面擴張，不僅用過剩的影像包圍我們，使我們生存在一個形象過剩的、以影像為現實的超級現實中，而且正在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就是説，我們的當下生存是以電子媒介為仲介的——電子媒介化的。我們不僅通過電子媒介去了解世界，而且通過電子媒介感知世界。電子媒介不僅延長了我們的知覺器官，而且嵌入並改造了我們的知覺器官。
電子媒介在將世界圖像化的同時，也使我們的知覺完成了適應這個圖像化世界的轉型。在《理解媒介》中，麥克盧漢提出了現代傳播學的革命性原理“媒介即資訊”，這個原理揭示了媒介(電子媒介)不僅改變了我們接受資訊的方式，而且改變了資訊的內含。然而，我認為，應當將這個傳播學原理推進到人類學領域，提出一個新的人類學原理：媒介即知覺。麥克盧漢將電子媒介定義為“人的延伸”，實際上也隱喻“媒介即知覺”的命題。在認知心理學界，20世紀下半葉大量的媒介與知覺關係的研究足以證明這個新人類學原理。媒介擴張不僅改變了當前世界的景觀，滲透在資訊的內容中，而且在改造和重構我們的知覺組織。“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上，而是要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模式”，這個人類學事實意味著，我們評估電子媒介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必須從世界景觀、資訊內容和知覺組織三個層次進行考察。正是通察這三個層次的變化，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在20世紀的人類生活中，電影崇拜、電視迷戀和網路沉迷不僅浸染了全球，而且創造了與這個高科技文明時代反向而行的“再部落”神話。
年長者難以理解當代的年輕人會日復一日、經年持久地把自己的大量寶貴的時光交托給那些微信微網志，和重復雷同、拖遝乏味的電視劇，難以理解電子媒介變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程式。媒介構築的視覺文化世界，使我們成為一個與對象世界分離的冷靜的、理性的觀看者;在電子媒介構築的新的觸覺文化世界中，我們重新如原始穴居人一樣，沉浸在對這個時空混合的世界圖像的非理性的感觸中。對於手機，電腦和電視，實際上成為人們感觸世界的日常生活方式，對熒屏外的現人們能無動於衷，而熒屏中的世界則變成人們最真切的現實經驗，甚至可以説是人們生命活動的自然呼吸的一部分。媒介擴張對於藝術的直接影響，就是藝術被擠出社會生活的中心而邊緣化了。在當前，取代藝術佔據社會生活中心位置的是熒屏，電影和網路則與電視毗鄰而居。藝術的邊緣化，不僅意味著我們不再使用藝術作為引導社會生活的重要手段(如用藝術進行思想啟蒙和教育手段)，而且意味著我們對世界有了不同的經驗方式。是在描繪人與接受者的經歷中積累起來的具有整體性的、有意義的世界經驗;相反，資訊是無根基的、碎片化的、無意義的事件，它給予受眾的只是瞬息即逝的感受。簡言之，電子媒介擴張剝奪了我們對世界(現實)的整體經驗能力，將我們置於無意的碎片的資訊衝擊中。
在資訊時代，藝術的邊緣化不意味著藝術的終結，而是意味著藝術的資訊化轉型：藝術不再成為我們對世界的整體性經驗的反映，它不再傳達我們對世界的整體感，不再向我們呈現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圖像，相反，藝術附著在電子媒介的機體上，以註腳或模擬的方式再現當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電子圖像。對世界經驗的碎片化不僅註定了世界的圖像化景觀，而且註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無意義感。電子媒介使用奇觀化的視覺策略(比如作為基本敘事語言的電視人物特寫)遮蔽世界圖像的無意義和碎片化，但其實際效果卻是不斷強化了後者。
什麼是藝術的品格和意義?這個問題可以有另一種提問方式，即：在電子媒介將世界景觀全面圖像化的時代，藝術的再現自然是否還是必要的?柏拉圖將繪畫比喻為一面自然的鏡子，這個比喻激勵了西方繪畫近兩千年的寫實追求;但是，20世紀出現的電子媒介取代了繪畫，真正成為了“自然之鏡”，將繪畫再現世界的努力化為烏有。這個變化，導致了20世紀繪畫的嚴重危機，如貢布利希在《藝術的故事》結尾中説，對於現代畫家，他已經不能“真實地”去描繪一個景物了。藝術的資訊化轉型，實質上是附著于電子媒介轉向“自然之鏡”。無疑，在直觀、逼真和便捷的意義上，文學與電子媒介幾乎沒有可比性。因此，藝術走資訊化轉型的道路，自然是自我取消——取消藝術的品格和意義。在電子媒介時代，藝術的必要性正在於藝術品格和意義的必要性：針對於資訊化向我們呈現破碎而無意義的奇觀化的世界圖像，藝術要重建我們對於世界的整體性經驗，重新揭示世界景象的內在意義。
在電子媒介時代，重申藝術理論和批評的品格和意義，實質上是堅藝術理論家和批評家作為一個反媒介的學者，通過對藝術理論的深入和真誠的研究體現品格和意義。將媒介定義為“人的延伸”，這個定義正面肯定了媒介的價值。但是，這個定義也預告了人與世界的現代性衝突，事實上，預告了人借助於媒介擴張將打破與世界的平衡和統一——憑藉媒介強行插入和分割現實，結果是對世界的整體性經驗的瓦解。電子媒介正是世界圖像瓦解的“自然之鏡”。藝術的反媒介意義在於，人對世界的整體性經驗被內在地重構，並且展現出這經驗的對人的意義。因此，藝術要呈現給讀者的，不是當代世界的奇觀異景，而是人對世界的內在經驗。在電子媒介展現的景觀中，我們只能看到電子技術的奇觀化製作和人對這些製作的破碎的慾望。與此相應，當代中國藝術的流行作品，在滿足觀者的觀影慾望之後，看不到人對世界的經驗——一位藝術家的真正有心的世界經驗。能否重建人對世界的經驗，是當代藝術是否具備藝術品格和意義的第一標準。非常遺憾的是，很多當代藝術作品都沒有在這個標準之上。
藝術批評當然要尊重作家的個性，但是，“個性”就是拒絕關注社會人生、自我封閉，並且拒絕批評的“豁免權”嗎?很多當代藝術家因為癡迷自我的臆想而堅持對現實的拒絕，將自我封閉在虛構的圖像中，藝術作品的內在價值在於它的自我超越，但藝術作品要實現這一價值必須依靠具有哲學意義的藝術批評。在當前電子媒介將一切都快速轉化為圖像資訊的時代，藝術批評的必要性變得非常迫切而深刻。愛因斯坦在生之時就不斷探索人類未來，作為中國人的藝術家，藝術理論家和批評家，我們該做些什麼?難道我們就不該想想嗎?我們必須要把自己密封在民族主義內，癡迷于電子媒體資訊的虛擬自我的臆想而堅持對現實的拒絕，將自我封閉在虛構的圖像中?中國藝術的理論研究和批評的缺失和緩慢發展卻使國內藝術史家們只能跟從當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電子圖像潮流而充滿怨言。這是中國中心主義，中華民族主義和當前中國藝術與世界藝術的反差所衝撞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