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討論中國畫的當代發展並不容易，因為在討論這個題目時我們首先會遇到的問題是：甚至連“中國畫”這個概念本身也變得愈來愈模糊，愈來愈缺乏邊緣性。
80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運動中，中國畫曾經遇到過來自文化叛逆主義者的挑戰，而今天這種挑戰仍然存在，只不過它不再像“取消論”者的態度那麼武斷和簡單，今天的爭論主要是圍繞著“本體論”和“媒介論”展開的。在本體論者看來，中國畫是一個自足的精神本體(道)和語言模式(結構、筆墨和造型)，它有權力和能力與當代文化藝術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抗衡（朗紹君：《水墨畫與中國畫》，載《江蘇畫刊》1995年第5期。）；而在媒介論者看來，本體論者的這種觀點所依據的理論邏輯和歷史方法都是錯誤的：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承諾”，所謂現代中國畫(或水墨畫)只有以一種媒介方式成為“普遍主義形態史的一部分，擯棄東西方二元對立的差異性，取消現代水墨畫的‘他者’形象才有可能成為當代文化知識資源的一個有機部分”（沈語冰：《精神的虛妄——對郎紹君〈水墨畫與中國畫〉的質疑》，載《江蘇畫刊》1995年第11期；王南溟：《新儒學與現代水墨畫的文化保守主義》，載《江蘇畫刊》1996年第3期；沈語冰：《現代水墨畫面臨的問題與機遇》；王南溟：《水墨材料：利用與判斷》，載《美苑》1995年第3期。）。本體論者的迂闊自不待言，媒介論者對其整體主義的精神觀的批判也頗中矢的，不過以為將中國畫歸入西方當代普遍主義的意義系統和形態系統就能使中國畫擺脫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他者”窘境，未免是另一種形式的理論幻覺，而且，從邏輯上看，媒介論者的思維方式不僅有可能陷入新的本體論(以西方普遍主義為本體)陷阱，而且，這種思維方式事實上也是東西二元對立模式導致的另一種理論現實，它們以為它們可以超越這種對立，但卻只是從另一種態度上印證了這種對立，這恐怕是中國畫乃至中國文化在20世紀的一種宿命。試想想，美國文化和藝術與歐洲大陸的文化和藝術的差異，並不比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更小，但美國人似乎可從來不會討論他與歐洲誰是“中心”，誰是“他者”。
我認為，首先，承認人類知識和文化結構(尤其是當代的)具有某種普遍性特徵，承認人類當代藝術發展具有某種普遍性模式並不一定需要導致對藝術差異性的否定，譬如説，中國語言(漢語)自本世紀之初由表意性的古漢語系統向現代漢語(白話文)的轉換，就表明瞭中國文化無法避免地開始進入到了以邏輯主義、功能主義為基礎的所謂普遍主義的知識範疇，但這一文化進步的事實並沒有導致另一種現實：中國文化、社會和藝術問題的全面西方化，如圍繞當前中國文化的主要問題依然是由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而導致的人口問題，而非環境問題或後工業問題，因此，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執守或放棄“東方主義”這類本土化態度，而在於我們如何調動所有知識資源和思想資源來揭示自己面臨的問題；其次，普遍主義或普遍知識也只不過是個相對的、歷時性的概念，西方後現代主義對東方知識資源的借用(無論在哪一層面上的借用)表明瞭這種相對性；而就是在西方知識資源內部，這種普遍主義也是相對的，博伊斯和沃霍爾都是西方當代藝術這一普遍主義知識結構的産物，但美國産生不了博伊斯就像德國産生不出沃霍爾，他們服從於他們本土文化和藝術的問題與語境。所以，肯定中國畫應該走入當代藝術這個普遍主義的藝術語境，與肯定中國畫具有自身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兩者間並不矛盾。
説中國畫問題是一種動態性的文化問題，其含義有兩面，即它既是由當代藝術這一普遍主義的侵入而導致的，又與普遍主義的問題具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既體現在它對中國文化傳統具有無法逃避的負載性，也體現在表述當代問題時它的特殊方式。在我看來，8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代主義運動，正是由於片面追求與所謂普遍主義(西方現代主義)在表述方式和形態方式上的一致性，而懸置和駕空了與本土文化相關的許多有價值的當代問題，從而導致了中國現代主義一直處於表面化、形態化和邊緣化的狀況(例如90年代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現實主義”就不是由本土文化導致的問題，而是一個由普遍主義者假設的問題)。與此相應，中國畫發展的當代障礙在我看來並不是由於它執守或放棄了所謂“東方精神”和“傳統筆墨系統”(其實形態學意義上的這種放棄，是由於歷史拋棄了“文人”這一文化主體，而不取決於我們的個人態度（參見黃專、嚴善錞：《文人畫的趣味、圖式與價值》序言，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而在於我們過分看重了中國畫對普遍主義的態度，或者過分強調中國畫的形態學問題，而沒有看到它在觀念層面上揭示當代問題的可能性，我很同意王南溟對用“中國中心主義”反對“西方中心主義”這種偽裝當代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王南溟：《新儒學與現代水墨畫的文化保守主義》），雖然我不同意他由此得出的結論，中國畫只有融入普遍主義的形態史才有意義，在我看來，中國畫相對於西方當代藝術的“他者”身份，正好是它揭示中國當代問題的資歷和資本，正是這種身份，使它有可能從觀念而非形態、意義而非形式層面揭示許多本土問題。
超越東西方文化二元對立論，超越“中心”與“他者”的二元對立論，超越本體與形態二元對立論，將中國畫作為一個問題方式，我們也許才能發現中國畫在當代普遍主義的知識情境中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