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展了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心性”概念及其探討的問題是西方文化圈所從未涉及的領域。“心性”研究的是精神的本體及其具備的原理和規律，西方文化在研究這類問題時，往往將其歸屬於“神”及“神性”的範圍。其實精神上對“一神”的皈依也是從訓練專注開始的，在基督教的兩個基本的精神訓練法裏:“祈禱”與“冥想”都帶有訓練專注的目的。“祈禱”是通過反覆不斷地念誦來達到一心不亂的效果，通過單一性的不斷重復，將自己所有的心念綁縛在念誦的對象上，從而在內心世界裏排除雜念、恢復寧靜，使得身心處於一種平衡而敏銳的狀態。以精神修煉的角度來看，這種修法除了念誦對象的不同，它與佛教中的“唸佛”法門極為相似。“冥想”則是通過在腦海中對一具體形象的觀想來實現上述一心不亂的效果，藏傳佛教中對本尊及上師的觀想也與其有著同樣的目的。這兩種修法就其本質而言都是禪定，但它們專注的對象沒有像“觀出入息”那樣的微細，兩種修法都無法讓心靈變得更加的敏銳，並使其進入到更微細的精神層面；正因為進入不到極端微細的層面，所以它們只能將對精神的理解依附於其所念誦和觀想的對象，而無法達到對精神本體的認識。在歐洲的中世紀曾經有過一些靈修大師如:Meister Eckhart*，用與禪宗對“心性”的描述極為相似的語言來形容“上帝”與“神性”，但這種描述的大前提還是歸屬於“神”。也就是説，在基督教裏對精神的解讀是通過“神”與“神性”這樣的概念來完成的，並由此自然而然地産生對“神”的依附。這層依附關係必然産生思維模式上的二元化，因為有所立足，勢必有所反對。它與中國禪宗所提倡的人人本具、各個俱足的“心性”有著很大的不同：“心性”及其修煉體系所專注的對象不再是“神”及任何由眼、耳、鼻、舌、身、意産生的資訊，它的專注對象只是精神的本身。它是用眼、耳、鼻、舌、身、意來研究精神本體的一種方法，是每一個生命對自己最原初的精神狀態的認識，並由此掌握這個精神狀態的原理及其與外界交流的規律，通過對這些原理與規律的了解，最終進入到精神的本體並與之統一。“心性”不屬於“神”和其他任何有形無形的東西，對於每一個個體生命而言，“心性”不需要任何外力且始終自滿自足。這種自滿自足的精神狀態直接反映在如宋儒陸九淵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這類的言辭當中；“天人合一”“有無相生” “即心即佛”這樣的概念同樣也是對消解掉與外物的依附關係、並與本體合二為一的精神狀態的闡釋。東方文化在描述“心性”時強調的詞彙如“中”“空”“無”等，是對個體生命的精神進行了一次自我的回歸和無限性的解放，它試圖清除掉任何對外物的依附與執著，從而使個體生命的精神回歸於自己本來飽滿的面目。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正因為針對精神的本體在理論上解釋的不同和精神修練方法的不一樣，使得東西方文化産生了巨大的分水，令“心性”的概念及與之相應的修煉體系在宋代以後成為中華文明所獨具的一道文化風景。
西方文化圈在經歷了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等文化變革之後，慢慢地脫離了對“神”的依附，由以“神”為專注的對象逐步地轉化為以“人”為專注對象，專注的對象雖然變了，但專注的方式依舊。正因為對精神本體的解釋在整個中世紀被神學化，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圈對“人”的專注要麼停留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層面，要麼被間接地歸引到那“絕對的唯一”。基督教的精神修煉近一千五百多年來所形成的概念、邏輯與思維方式並沒有因歷次文化運動的變革而減弱，相反已經深深地浸潤進其後發展出來的文化的各個領域，現、當代的藝術也並不例外。在我們深入觀察西方現當代藝術品時，我們會發現那由“神”演繹出的思維模式其實無處不在。只不過對“神”的專注在這類作品中被轉化成對“情感”、“思想”、“主義”的個人追求， “祈禱”與“冥想”的對象從過去的“神”被放大到了個體生命及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神”雖然被轉化了，但向外的探求依然如故；和專注于精神本體的“心性”的修煉體系相比較，這是一種不斷外求並不斷建立依附關係的精神修煉的方法：專注于外物或外物的某一個點，對其加以“客觀”地研究與描述，以此慢慢地總結和形成相互依存的風格與體系——這樣的修煉培養出來的思維模式不單單適用於藝術，同樣也適用於科學。當然，在與“神”分離、轉化專注對象的過程當中，西方現當代藝術極大地拓展了其所涵蓋的領域及表現的技法，但在對精神本體的研究與探索方面，它始終沒有超越“神”與“神性”的範疇。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於他們所使用的精神修煉的方法、及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文化圈的自身條件所致，雖然歷次的文化運動都做過超越的努力，但很快又被已成慣性的概念、邏輯及思維方式拉回到“神”的懷抱。其實由“神本”到“人本”，由“人本”再到對人的精神本體的探究，從大方向上來看，西方精神文化史的發展過程必然會回歸到精神的本位；而且，他們已經開始著手這麼做了。那麼，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在我們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現當代藝術的表現技法之後，將其帶入到“心性”的層面、並使其對精神的本體有所了解呢？西方的精神文化界近五百年所做的努力都是試圖讓自己從“神”的影子裏走出來，中國作為一個對“心性”有著成熟的經驗的國度，有沒有這種可能性——與之交流、並將自己所體悟的“心法”傳授給他們呢？有沒有這種可能性——用西方現當代藝術所使用的語言將我們的“自家寶藏”重新加以闡釋並表達出來，進而貢獻給全人類呢？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想對上面的三個問題給出答案，因為對傳統的反思和研究在中國的當代藝術領域才剛剛起步，但我認為這三個問題可以給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在本人開始向傳統學習的時候，心裏就一直有著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宋代的文化人能如此自信地説：我們研究的學問是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它不單單承傳了往聖的絕學，而且可以演繹出萬世的太平。他們為什麼這樣説？他們憑藉的是什麼？是什麼力量能夠讓他們展現出一面如此燦爛的文化旗幟？現代中國的文化人又有誰能夠以如此圓滿自足的精神狀態喊出這樣嘹亮的口號？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