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藝術體制僅是指以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為主體的政治審批制度，那麼中國的當（現）代藝術恰恰是在與體制的博弈中逐步成長壯大的，如果中國當代藝術能更進一步成為國際藝術文化的領先者，需要藝術體制的配合，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當代藝術是指政治審批制度，在我看來這種針對體制的討論意義不大。因為審批制度完全由政治的開放度決定，討論政治制度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藝術能夠把控的範圍。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革導致當代藝術具有“準主流”狀態，有幾個決定性因素：一，當代藝術在藝術商業化方面的獲得了巨大支撐，這個支撐是擺脫一元化的決定性因素；二，國外主流大展在價值觀上對中國當代藝術具有無可否認的號召力。即使是近年來發生在當代藝術頗有代表性的標誌性事件，如范迪安被中國政府推薦任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中國美術館館長、徐冰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國家當代藝術中心的成立、中國國家畫院當代藝術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國美協成立實驗藝術委員會等，都不足以認定當代藝術已經成為目前藝術體制的主流傾向。
但是，當代藝術在當今逐漸成為眾生狂歡的對象，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也就是説“當代藝術”概念的包容性已經越來越大，原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精英性的“現代藝術”似乎早已過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挂在口中，儘管現代主義啟蒙在中國仍是一項遠未完成的事業。這個狀況能夠被理解但並不正常。
隨著當代藝術概念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利益群體希望加入，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當代藝術可能會更多地受到體制的青睞。這個結果一方面給當代藝術發展提供越來越多的便利，同時它的副作用也已顯現：當代藝術已經急劇膨脹，價值觀眾説紛紜。
所以在我看來，藝術體制應該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審查制度，審查制度僅僅是藝術界對權力體制感受最深的部分，藝術體制與藝術生態有密切關聯，它還應該包括藝術教育制度、藝術展覽制度、藝術收藏制度、藝術的從業體制等等，總之，藝術體制應該是一個綜合體。
下面分門別類地分析構成藝術體制的各個方面。
A，在對藝術的意識形態審查方面，這種審查明顯與當代藝術的內涵相悖，實際上在當代環境中越來越無法束縛迅猛發展的當代藝術，隨著藝術商業的滲透和政治生活的逐步開放，審查制度在藝術體制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降低，也就是説我們會越來越多地咀嚼藝術正常化給大家帶來的福祉。
B，藝術教育體制方面，隨著當代藝術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個各級、各院校的藝術教學內容中，教育體制的改變將有可能所加速，儘管這種改變在綜合藝術制度各種變革中還是很緩慢的。在可見的年月裏，體制化、行政化的痼疾在院校中將頑固地顯示自己的存在。也許，現有美術教育體制的根本改變，才徹底標誌著當代藝術的主流地位的完全確立。
C，藝術的展覽制度方面，隨著雙年展、三年展制度的確立和被廣泛認同，它們目前已經成為目前國內美術界最有影響的展覽形式，形式對內容的改變促進是顯爾易見的。此外，民間資本力量借助畫廊及各種民營藝術空間的展示同樣構成了當代藝術展示更為日常化的一個側面；當然還有一個將會越來越重要的當代藝術展示方式——藝術博覽會，從今天歐美藝術的發展看我們會認同這個趨勢。
D，藝術的收藏制度在藝術綜合體制中發展將是最為迅速的，因為它既是藝術制度變化的誘因，也是藝術制度變化的推進劑。隨著經濟的多元化和私營經濟的地位逐步上升，收藏力量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藝術史背後起到了某種決定性作用，無可否認的是，收藏制度對當代藝術中的推動性要遠大於在傳統藝術中的作用。
隨著基金會制度的逐步完善，它對展覽、對收藏的重要推動不言而喻。這些都是我們對收藏力量感到樂觀的信心所在。
E，藝術體制中的從業制度也面臨突破。用人主要指國有體制的人才政策和工作人員的引進和日常使用，包括美術管理機構、美術館、藝術院校等。管理機構諸如美協、公立畫院等的衰落是有目共睹的；而私營的從業體制相對靈活，可以用利益最大化來作為行業指南，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民營的藝術院校的壯大。但直到目前為止，牽涉到用人制度的改變在現國有體制中仍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從業體制的根本改變將意味著當代藝術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援。
這裡並不是做一個未來學的預測，但中國當代美術走過的30餘年過程讓我們有信心對藝術綜合體制做出一番展望。
從根本上來説，藝術體制是建立在已有的經驗基礎之上的，對於藝術創作來説，有創造力的藝術永遠是對現有體制的不斷突破，而不斷突破又構成了藝術生命力的本身。但是突破的努力又形成了對現有體制的逆反和背叛，這既是人類歷史的悖論，也是人類歷史的發展動力。
從這個角度看，對於藝術教育體制和藝術從業體制的突破，對於藝術收藏體制和藝術展覽制度的拓展，是與對藝術審查制度的突破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它們的區別只是我們在不同時期的心理關注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