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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丁
一個國家的美術體制是美術事業發展的基石，特別是進入近代社會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美術的興衰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美術體制往往會決定一個國家美術發展的趨向。不同的美術體制會孕育不同的美術生態，也會産生不同的作品，留下不同的藝術遺産。17世紀的歐洲美術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三種國家、三種制度，産生了三種不同的美術。 20世紀以來的現代藝術發展也與美術體制密切相關，俄羅斯先鋒派藝術在前蘇聯的短暫生命，以及希特勒的納粹政權上臺對歐洲現代藝術的毀滅性打擊，充分顯示了體制對於美術的重要干涉作用。美術體制孕育了一個國家美術的主流傾向，同時也孕育著新的藝術創造。新藝術往往都是在對體制的不斷反抗中誕生的，一方面舊的體制為新藝術樹立的反對的標準或參照，另一方面，新的藝術又不斷刺激著美術體制的自我更新。
新中國在1949年以來所取得的美術成就，與美術體制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關係緊密程度似乎不亞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我們甚至可以斷言，美術體制的不斷發展、完善與變革，直接影響了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中國美術史發展。然而在已往的美術史論研究中，對於美術體制的研究顯然未引起美術界和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儘管在許多美術史和批評著述中會涉及到美術體制，但基本上是零星的和片斷式的。而事實上，對美術體制的研究既可以豐富我們的美術史和美術理論研究角度與視野，又可以為現在的體制自我更新與未來的制度建設提供依據和參考。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的不斷強大，文化與藝術已經是提高國家軟實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對於美術體制及其管理的研究有利於我們正確看待歷史，不斷調整自己的文化政策和美術發展戰略，從而把握難得的機遇，提高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在國際上的地位，為世界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做出新的歷史性貢獻。
本文試從歷史的角度，對1949年以來中國美術體制發展與管理的變遷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因篇幅所限，這種梳理只能是提綱式的概括，並顯然會挂一漏萬。但筆者仍希望能以此拋磚引玉，能有更多的研究者關注並參與到美術體制與管理的研究中來。
一、新中國美術體制基本格局的形成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體制”指的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等的組織制度，如：學校體制、領導體制、政治體制等。這部詞典還收錄了與此相關的另一個詞“機制”，機制則是指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係，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如：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用人機制等。這兩個詞有著不同的使用中心語義和使用範圍，機制重有組織內部的相互關係，而體制則指的是組織形式和制度。因此，所謂美術體制，其實就是與美術相關的一整套組織形式與制度。
新中國美術體制的構建首先表現在美術機構的組織建設上，主要表現為五大類機構設置：即藝術家協會（如中國美術家協會，後來又有各種學會）、美術教育機構（如中央美術學院及各專業院校）、美術創作研究機構（如中國畫研究院、北京畫院等）、展覽機構（如中國美術館及各省級展覽館）、宣傳出版機構（如《美術》雜誌、人民美術出版社等）。這些機構的設置都是在統一思想指導，對舊有的美術機構和體制進行了改造而成的，而對舊體制的改造其實根本上是對美術界進行的思想改造。
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即在美術界掀起了思想改造運動，延安的美術幹部被分派到剛剛接收的各地美術院校作為政治和業務骨幹，對原有人員進行甄別、清理和改造。1949年的二個重要事件可以被視新中國美術體制建立的標誌。一是在1949年6月第一屆全國文代會召開，提出了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文藝領域正規化組織機制的舉措，各級美術家協會隨即開始籌建，並於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率先成立“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選出了41人為全國委員會委員，徐悲鴻當選為主席，江豐、葉淺予當選為副主席，這個協會後來更名為“中國美術家協會” 。而一個月以後的8月28日，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也宣告成立，此後武漢、天津、杭州等地相繼成立了美術工作者協會。美協的成立奠定了新中國美術工作的選撥與組織制度的基礎。在第一屆文代會同時，籌備舉辦了“首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藝術作品展覽會”，這次展覽被認為是新中國第一屆全國美展，分別在北京、上海、杭州巡迴展出，它開創了全國性美術展覽會的組織模式，美協成為了全國性美術展覽的組織機構。二是1949年10月1日北平國立藝專正式開學，來自解放區的美術教育者與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原有班底徹底合併，于11月2日獲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更名“國立美術學院”，毛主席親筆題寫校名。與此同時一批美術院校也不同程度地按照解放區美術與原有班底結合的模式被接管、重建。美術專業院校成為了新中國專業美術工作者的搖籃，全國八大美術學院及一批藝術學院美術專業的佈局，為全國美術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以上二個事件，表明新中國建國之初，黨和政府對於美術事業的高度重視，標誌著新中國美術機構基本格局的形成。
1956年6月1日，最高國務委員會決定在北京、上海兩地設立畫院，標誌著新中國畫院體制的建立。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國畫院正式成立，周恩來總理及郭沫若、陸定一、沈雁冰等 300 余位文化界、美術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會。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規定了畫院是創作、研究、培養人才、發展我國美術事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的學術機構。此後，一批地方畫院也相繼成立，1959年，成立江蘇省國畫院、廣州國畫院；1960年，成立上海中國畫畫院、蘇州國畫院。畫院這一藝術組織在新中國開始了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通過畫院這一組織形式團結了一大批畫家，促進了中國畫的改造和創作的繁榮，中國畫從遠離現實的山水花鳥的情境中脫胎而出，成為服務於社會的一種主流藝術形式。畫院制度也為新中國美術事業向更為專業化、正規化、學術化的方向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在中國美術家協會以及各院校的組織下，美術展覽空前活躍，展覽場地的短缺的狀況凸顯出來。如194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是利用北平藝專的有限場地，展出556件作品，而在上海巡迴展覽時，則是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出。儘管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的博物館事業迎來了新的大發展機遇，這期間也給美術創作提供了條件（如三大館的大型革命歷史畫創作），但缺乏舉辦美術展覽的專業場館。1958年，為迎接建國10週年，北京建立了10大建築，其中六個建築是博物館和展覽館。中國美術館就是在這個時候籌建的，但因為當時的資源缺乏，直到1963年才正式開館。中國美術館最初定名為“現代美術館”，為文化部的直屬事業單位，但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代管。 1963年，毛主席親筆題寫“中國美術館”館名。建館之初，中國美術館的英文譯名正式確定：“The Museum of Chinese Art”；法文譯名為“de Mus’ee d’Art chinois”。中國美術館就確定了其藝術博物館的定位。與此同時，全國其他主要城市也紛紛改建或新建美術館，如1956年上海美術館成立；1960年江蘇省美術館正式更名，而它的前身是1936年興建的國立美術陳列館。這些美術館的建立給新中國的美術展覽提供了場館的支援。然而，儘管美術館具備在定位上是屬於博物館性質，但其託管部門是中國美協，因此展覽成為了美術館的主要功能，相比而言，美術館作為博物館的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並沒有得到發展。雖然在1956年5月的首屆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了博物館“三性兩務” 的基本定位，但由於美術館的政府主管部門不屬於文博系統，而是屬於文化宣傳系統，因此它更多地承擔了宣傳和傳播的職能。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果就是，我們今天沒有一個美術館擁有完整的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作品收藏。
宣傳和出版是新中國美術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50年2月，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就創辦了自己機關刊物《人民美術》，儘管在出版6期後就停刊，但引發了全國興辦美術刊物的熱潮。如同年西北藝術學院創辦《藝術生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編輯出版《美術座談》等等。1954年由中國美術家協會編輯，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美術》月刊正式出版，成為宣傳黨的文藝政策的喉舌，也成為了各地美術家們討論藝術和創作問題的陣地。此後還陸續創刊了一些重要的美術刊物，如中央美術學院《美術研究》（1957）等等，成為了美術理論與研究的學術陣地。
美術出版的專業化也是新中國美術體制建設的重要舉措。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根據全國第一屆出版會議關於出版專業化的精神，決定成立人民美術出版社，並同時籌建了美術印刷廠，後把公私合營的榮寶齋也劃歸人民美術出版社管轄。有關美術出版社在美術體制中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它1951年正式成立後制定的《人民美術出版社暫行組織條例》中可見一斑。條例中規定 : 人民美術出版社為國營企業機構，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總署共同領導。業務範圍為： 1. 出版各種美術出版物，以通俗的美術出版物為主。 2. 領導管理北京美術印刷廠、榮寶齋新記。人民美術出版社的方針任務是：通過形象與藝術形式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的教育；適應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需要，提高人民群眾思想文化、科學知識水準；以出版通俗的工農美術讀物為主，有重點地編選介紹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民間藝術、歷史文化遺産。事實上，人民美術出版社代表黨和政府對於美術出版要求，在構建全國的美術出版系統方面起到了標桿作用，如1951年，出版總署決定，摹繪、複製《毛主席像》及其他中外領袖像應以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的圖像為標準。此後，各地的專業美術出版社紛紛建立起來，如1952年成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4的成立河北人民美術出版社等等。美術出版社在新年畫、連環畫的組織繪製和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新中國美術最重要的大眾傳播者。
以上五類美術機構的構建，都是在50年代初完成的。在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其組織結構和功能也在不斷地完善。到60年代初，新中國的美術體制初步形成了創作、展覽、傳播、研究和出版的完整系統，這個系統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美術發展做出的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新時期美術機構的重建與改革
從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的美術事業幾乎陷於停滯的癱瘓狀態，它的最直接的表徵是美術機構的癱瘓。1966年《美術》和《中國攝影》停刊；1967年《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蔡若虹、華君武，稱美協是“裴多菲俱樂部”； 1969年中國美協全體幹部職工下放農村“五七”幹校，美協停止工作；197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三分之二以上人員下放農村，僅留39人留守，出版停頓，只印刷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和少數挂圖；同年中央美術學院職工下放農場勞動，學校取消，併入新成立的五七藝術學校；而北京畫院的全體職工也都遷到農村勞動。中國美術館除了在1966－67年舉辦過一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展覽外，從1967年10月到1971年2月的3年多裏，沒舉辦過任何展覽，此後辦過古巴、越南等國家的圖片展，甚至中草藥的成果展也進入了中國美術館。直到1972年5月，才在國務院文藝組的籌備下，舉辦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30週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不僅是北京這些國家級的美術機構，各地方的美術機構也同樣陷入的癱瘓狀態，文革10年美術機構的整體癱瘓證明了國家美術體制是維繫美術事業發展的基石，體制的缺失，導致的是美術發展的停頓。
中國美術體制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開始於7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在於撥亂反正，恢復在文革中被停止運轉的機構。1979年３月中國美協正式恢復工作後，在總結建國30年來美術工作得失的同時，提出了把解放思想、保護藝術民主，堅持“雙百”方針的辦事原則作為整個美術工作的基礎。通過第三次全國美術家代表大會，統一了美術界在新時期工作的指導思想，從而使中國美術進入了一個大的發展期。這一時期美術體制的重建與恢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70年代末開始，中國迎來了博物館、美術館建設的第二個高峰期。許多文革時被迫關閉的博物館得到恢復，在新的形式下，博物館、美術館建設在數量和品質上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根據1988年底的統計，全國文化系統共有博物館903個，也就是在10年間增長了2.6倍。特別是在1980－1985年的五六年間，平均每10天全國新添一座博物館，其中1984年，每2.4天全國就誕生一座博物館。而即便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博物館在發展時期，誕生一座博物館的平均天數還要3.3天。美術館建設加快的同時，美術展覽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除了全國美展以外，各種藝術團體，如畫會、藝術研究會、畫院的展覽也紛紛登場。更為重要的事，外國的美術作品展，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美術展覽被大量引進，這在新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專業畫院的大發展。1979－1989年是中國的畫院第二個大發展期，各地紛紛成立畫院。1986年10月，由中國畫研究院發起，中國畫研究院、北京畫院、上海中國畫院、江蘇省國畫院共同主持的、由28個省市畫院參加的交流活動及聯展，展現了新中國畫院發展的第二個歷史時期的成創作成果。新中國畫院體系的建立，一方面説明瞭政府對發展傳統文化的重視，從文化政策上延續了歷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50年代改造中國畫的成果，中國畫再也不是文人的閒情逸致，而是表現現實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畫院的畫家們深入到生活中，圖江山多嬌，寫山川巨變，使中國畫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三、美術出版的大繁榮。1979年以後，《美術》、《美術研究》等專業刊物復刊，並新創辦了如《世界美術》、《新美術》、《美術譯叢》、《美術史論》、《中國油畫》等等。除了對一些美術理論問題展出學術討論外，還開始大量翻譯、介紹西方藝術，特別是自印象派以來現代藝術。許多藝術問題在雜誌展開了大討論，成為整個美術界關注的焦點，內容涉及現實主義、裸體模特兒與人體美、抽象美、印象派等方面。與此同時，全國各主要省份的專業美術出版社，都是從80年代初以後的幾年裏成立的，全國出版的各種畫冊、美術史與美術理論著作、外國美術譯著，這種繁榮景像是建國30多年以來所從未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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