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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被叫做“當代藝術的四大天王”，這種成功是否難以複製?
凱倫·史密斯：我之前寫過一本書叫《Nine Lives The Birth of Avant-Garde Art in New China》，中文版被翻譯成《當代藝術的九個文化英雄》，但是我一直不喜歡“英雄”這個詞，“四大天王”也是。“英雄”這個名詞放在我的書裏不太合適，因為我選擇的那些人，是一個“發電”的概念：正是他們的想法，導致了今天人們看到的藝術的方向—就像因為有了畢加索才有立體主義。我不認為他們是最好的，這不是我的出發點。
“英雄”、“四大天王”這些名詞只是某段時間、某個文化、某種體制需要的一個東西。為什麼這種東西比較假?因為這不是一個現實的東西，這是有人故意創造的一個不一定存在的東西。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就已經忙著要把它定位，這就不太對了。中國有個説法叫“揠苗助長”，現在太多人是這樣的，苗還沒成熟就急著把苗拔出來。
我只希望能夠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情。我一直在觀察，誰在比較努力地對待自己的作品。另外我還要看態度，當然應該允許藝術家失敗，但有誠意的藝術家是我欣賞的。如果有人問我“誰是最好的?”，我會拒絕回答。不存在最好的。
記者：中國人經常討論“體制”問題，藝術家進不進入“體制”很重要嗎?
凱倫·史密斯：這就是一個過程。中國自己正在發展，説好壞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國家發展，還是需要體制的力量，在中國，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進入“體制”與否，這是藝術家自己的選擇。任何時代裏都有一些藝術家願意和有權力的人接近，其他人則不願意。人類就是這樣的，大家性格不同。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跟自己一樣，只能各做各的。
至於以後誰能做到最有意思的藝術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猜，更多有意思作品的可能來自比較獨立的藝術家，我只能這麼説。
無法要求大眾認識當代藝術
記者：你怎麼看待資本進入藝術的問題?是不是這些資本導致了天價藝術作品、藝術市場過熱這些情況?
凱倫·史密斯：藝術一直都跟資本有關係，從文藝復興之前已經開始了。如果黑白分明地説這個很不好，這是一種很不成熟的態度。
藝術家都需要賣作品，自然而然地會接近收藏家和有錢人。但是以前資本的控制力沒有今天那麼大，再有錢的人都不會“投資藝術”，他們接近藝術都是因為自己喜歡，至少是覺得藝術作品可以給他帶來社會名聲。
現在則有藝術與投資的概念。買家有很明確的目的，就是過幾年希望作品會漲價，像股票一樣，他就發財了。這種東西是有一點破壞性的。他們收購藝術家的作品，是看藝術家現在的價格和認知度，再打賭他們以後會變成很有影響力的藝術家。當然有的藝術家可能會失敗，但他們也不在乎，因為賭贏之後的利潤是那麼高，總體來講，還是會發財。這就給很多藝術家一個特別大的誤會：一旦有人把他的作品全買了(指處於投資考慮，賭博性地)，藝術家就會覺得這個人很看重我。(但萬一這位藝術家被賭輸了呢?)這就把中國的藝術市場搞亂了。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一個真正喜歡藝術的收藏者是無法進入這個市場的，因為價錢太高了。舉個例子，中國美術館根本沒辦法做一個好的當代藝術收藏，因為藝術品的價錢超過了他們的預算能力。
記者：一方面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很紅火，另一方面是大眾對當代藝術很陌生，這矛盾嗎?
凱倫·史密斯：矛盾不在於這個，矛盾在於：我們憑什麼要求普通老百姓對當代藝術有這麼大的認識?在其他國家，大眾對當代藝術沒有這麼多認識，一般人只是對歷史上的藝術家感興趣。大眾除了知道大衛·霍克尼、安迪·沃霍爾這樣極個別的人物，普遍對二戰之後的藝術沒有深刻認識。而在中國，已經有這麼多人開始認識當代藝術了，這特別好—在其他國家不一定會這樣。
了解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時間，以後回過頭看，再研究、分析，才會有結論。連很多批評家還沒有來得及很好地描述當代藝術的方向到底是什麼，怎麼就能覺得老百姓會有這種認識?老百姓當然很難了解，資訊根本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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