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張頌仁挖掘推向西方平臺的藝術家，個個赫赫有名，像如今當代藝術中賣價最高的“四大天王”中的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而他自己對西方世界和西方標準，始終是不屑的。他總是在反問—為什麼向前看才是先進的?當代藝術的視角為什麼不能是向後看的?
香港時髦地標W酒店大堂，一派夜生活的迷離燈光。身穿定制中裝的張頌仁仙風道骨地端坐在香艷的沙發上，喝著普洱，倒也怡然自得，不覺突兀。
曾經跟隨張先生做過3次訪問，跟隨他疾步如飛地穿越中環的銀行、銅鑼灣的商廈，習慣他以古樸的裝束在時髦的都會之間穿梭，想來這是他事業最好的寫照。張頌仁，漢雅軒畫廊的主人，中國當代藝術與世界收藏市場的重要中間人。
中環地界，商務大廈叢林中的漢雅軒畫廊。一個古樸的中文名字，背後是如今行情火爆的中國當代藝術最早的策展源地，亞洲當代藝術研究中心的成立起點。二十年來，如今赫赫有名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從這裡，通過張頌仁的推薦、幫襯，走向他們嚮往的西方平臺。
而如此的張頌仁一直有的是一顆復古的心，對西方世界和西方標準，始終是不屑的。他總是在反問——為什麼向前看才是先進的?當代藝術的視角為什麼不能是向後看的?
張先生是香港藝術圈內著唐裝的第一人，“以前覺得穿中裝像老夫子，不利於去追女孩子。等到結婚那年，覺得沒所謂了，可以穿了。”十多年前張頌仁徹底更換了自己的衣櫥，告別西裝，拿著二十年前的“上海料子”找裁縫做衣服，又為正宗的中裝褲子九分的長度去配了最合適的軟底鞋，打造了如今讓他舒服的造型。
“喚醒”傳統文化
上一次見張頌仁，他買了一把自來水毛筆，廣為散發給普通人，然後，回收他們普通的生活“字跡”，留下這個電子時代的“墨寶”。
如今，他和他的畫家朋友胡項城在江蘇金澤蓋了一片真正看得見“傳統”的房子，在這裡做一個民間鄉村生活的實驗。“整片建築表達著胡先生對江南建築造型的想法，做得很有趣。”很多年前，張頌仁和朋友就希望能夠恢復一些傳統節慶活動，因此在這裡，他們做過壽筵、婚禮、元宵節燈會、古琴雅集……希望一方面恢復傳統形式，一方面通過建築空間的關係把現代生活帶回傳統氛圍裏面去。
對於一個一直在現代都會中生活的人來説，張頌仁並不掩飾對美好農村生活的想像，而他希望把這種想像的特質在人群中傳遞。“在金澤的房子裏，時空會感覺更深遠，因此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想像，想像農村、想像古代……要不然我們的想像很狹窄，老是在想像當代全球化的意義是什麼樣的，老是在揣摩西方的思維是什麼樣的。”
當代藝術在不同時段有不同的任務、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在張頌仁看來，把和整個社會、整個文化基因有比較深厚的根源性的東西喚醒，是當代藝術的一項重要任務。“不單單是往前推，我們可以回到根源，可以向後走。因為往前推這種描述辦法，已經假設歷史只有一個單方面的出口才是對的。”他認為，其實，所謂“往前往後”沒有對錯，只是一個描述，可能向“前”的反而是向“後”的。“現在大家開始談綠色革命、談環保，要是從人定勝天的角度來看這個不是向後麼?”
還好，大環境已經改變。三年前在中國要找一個樓盤跟中國生活有關係是找不到的，找一個跟幻想羅馬時代、美國富豪、歐洲小鎮有關的樓盤，到處都是，大家都在向前方的西方現代化世界張望著。現在各地略有些零星的樓盤在構築徽派特色、江南風景……幫助大家想像什麼是中國古典的好生活。
“現在大家已經不覺得西方生活是我們的全部標準，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事情，而20年前西方現代化還是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張頌仁説，這一方面是中國慢慢發展強壯，我們需要建立“中國思維”;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意識地了解自己跟別人是不同的。
數年前，他隨意收集一些民間手跡，來保留電子年代的手書痕跡，而如今他在考慮書法手跡的展示平臺問題。“你有沒有想過，現代藝術的舞臺並不是中性的平臺，本身就有傾向性。最早出現這個問題是在一個展覽廳裏面同時陳列書法和油畫，感覺油畫總是佔優勢。空間讓作品本身有優劣高下，所以説這個空間是有指向性的，不是中性的。”
他想讓大家覺得書畫也是很高尚的、很有分量的東西，這就要去調整、改變現在的平臺，這在他看來是當代藝術要思考的東西。“所謂‘當代藝術’，每一個文化人就應該在他身處的環境建立一套當地的當代文化的題目。”
發現印度
未來一年的時間，張頌仁要做一項中國和印度的當代藝術交流展覽。把印度，這個相對神秘的國度引入我們的視線。
在他眼中，最近20年唯一真正在西方掀起非常大的風波的學術突破，基本是印度學説。我們的一些研究，比如關於新的社會學研究等，很多都是印裔學者取得了一些突破。而中國冠稱文化大國，我們的貢獻其實還寥寥。他希望通過印度的經驗看出他們脫離西方整個學術壟斷的結果，最關鍵的是脫離西方之後，也能對世界做出貢獻。
曾經的一百年，我們習慣中西對照，似乎覺得西方世界和中國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亦步亦趨地跟隨著西方的進步，跟隨著西方的問題而研究問題。西方的啟蒙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大。似乎大家沒有真正去想過——歐美是不是真的啟蒙了我們?現在達到了他們説的啟蒙結果了麼?那只是一個説法一個計劃，它一直在變，而我們把它作為一個固定不移的目標在追趕。這一百年我們一再把我們美好的生活砸破打碎，為了把自己變成歐美想像中的樣子。“這裡面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只有一個對照，如果還有別的對照的話，再找一些其他的文化參照、文化交流可以打破中西二元對話。”
於是，張頌仁試圖引領我們看到“印度”。看到另一種可能性。“當年大家都在找尋出路，中國用階級革命來找尋出路，甘地用反暴力抗爭來找尋出路，其實兩個國家面對的是同樣的事情，可是採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我們説，看印度還是很窮、很落後，突然這兩年發現不是這樣，原來他們走了自己的道路，過得不錯，我們忽視了很多東西。”張頌仁把印度當作是可以參照的另外一個鏡子。
所以，張頌仁試圖舉行一系列不一樣的展覽。現在所謂藝術家的展覽，在他看來，就是我的東西放你這裡擺一擺、你的東西在我這裡擺一擺，其實這不是交流。“我們希望做中印展覽，是以他們的現代經驗和他們看到的中國來創造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藝術的看法，給我們一些指導和批判。反之亦然。平等、融合，才是真正的交流。”
曾經的美國派
如今對西方標準不屑的張頌仁，曾經卻是標準的美國派。
70年代的香港，出國留學幾乎是所有青年人必走的道路。作為移民香港的第二代，在這個沒有歸屬感的彈丸之地，大家都想選擇離開，去一個更安穩而更明確的地方。張頌仁選擇了美國，考入著名的威廉姆斯大學攻讀數學和哲學。
張頌仁趕上了美國一個自由而精神的年代，嬉皮士、自由主義、泛愛論、人本主義……絕對開放的生活形態，絕對樂觀主義的思維態度，是當時美國給予全球的重要文化基礎。那時候，他西化得非常徹底，連夢話都説英語。美國讓他覺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自由的精神培養著一個反叛的青年。在與西方同學的無數次爭辯中，他不滿于整個世界都以西方文明為最高指標，在滿足自己對西方世界的一切好奇之後，他有了一顆復古的心。
1986年，張頌仁第一次把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拿到美國，碰了釘子，美國同仁覺得這個東西在美國沒有市場。1994年，他帶著藝術家們參加聖保羅藝術展，人不多可是實力很強，他們是張曉剛、王廣義、方力均，如今當代藝術中賣價最高的4大天王中的3個人，還有鄧林……那一年，世界開始關注中國當代藝術。
不久後，“中國當代藝術”開始在名利場上大顯風光。1995年，威尼斯百年回顧展上，張頌仁與一直收藏當代藝術的好友香港富豪鄧永鏘大擺宴席，請來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見慣了王家貴族，可是戴安娜的到來，依舊有萬人空巷的場面，如今在威尼斯説起當年那盛況，還有人唸唸不忘。
此後，“中國當代藝術”的身價一路飆升。
在那段與當代藝術“相愛”的時光裏，張頌仁是打包把當代藝術帶到歐洲去的人，他顯現著大男子主義的掌控，“中國藝術家總是有一種西方情結，這個情結不消除掉不會做出一種屬於中國的真正劃時代的東西。而我比較了解西方的口味，我要把中國放在一個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平臺。因為必須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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