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某種意義上説，地域美術史的書寫價值一點都不低於中國美術史。當然，這裡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中國傳統美術史書寫系統中，基本上是一種以線性為時間軸線來書寫紀傳體式的美術史的。雖然，宋代也出現了像黃休復《益州名畫錄》這樣的地域美術史專著。但這一范式並沒有在往後的明清美術史家的撰寫中得到繼承發揚。及至民國時期，地域美術史研究才開始重新冒出來。譬如，這一時期就出現有羅元黼的《蜀畫史稿》（1917）、汪兆鏞的《嶺南畫徵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歷代畫人傳》（1928）、龐士龍的《常熟書畫史匯傳》等一批地域美術著作。在我看來，隨著中國美術史不斷完善的同時，地域美術史或者説地方美術史的書寫理應得到重視。眾所週知，在一部頁數極為有限的中國美術史裏，不是每個畫家都可以隨便被書寫進來的。一般來講，能進入中國美術史書寫視線中的畫家的作品水準一定是公認的。即使有不秉筆直書的當代美術史家在撰寫當代藝術史，所存在的人情關係，也將必然會受到歷史的淘汰和後人的譴責。
地域美術史在今天得到重視可以説是一件好事情。從目前來看，筆者已看到不少地方美術史著作。比如，就我知道的就有李公明的《廣東美術史》、邵大箴、李松主編的《20世紀北京繪畫史》、李福順主編的《北京美術史》、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術史》、張亞莎的《西藏美術史》、謝繼勝的《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吳明娣的《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李偉卿的《雲南民族美術史》、王嶸的《西域藝術史》、韓小忙的《西夏美術史》、阿木爾巴圖的《蒙古族美術研究》、鄂?蘇日臺的《蒙古族美術史》、烏力吉的《內蒙古藝術地理》等地方美術史著作。在不少讀者看來，以為地域美術史就只重視空間性而忽視時間性。其實不然。我們在書寫地域美術史時，它的空間和時間是同時展開的。比如，拿《北京美術史》為例。在我們的概念中，北京是作為一個區域存在，這個面既看似平面，實則是立體的。它具有時間性又有空間性。這裡，似乎扯遠了些，現回到今天説的這個主題來。筆者在閱讀中思考，見到很少有學者專家談論這個籍貫問題。其實，在我看來，地域美術史既不要忽視它，也不要過分拿它來説事。要談論這個話題，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籍貫”這個概念。就我所知，按幾千年來的中國的傳統的説法，籍貫是祖籍的一種表述。一般來説，籍貫有從父，也有從母系的。從祖籍的話，祖籍是指祖輩的長久居住地。歷史上由於區域劃分具有不定時的變動性，目前的劃分當然是以現在國家明確下來的地域劃分來填寫。須知的是，籍貫與出生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然，也有某人的出生地就在屬於自己的籍貫之中。同時，這也和戶口地有很大的區別。現今流動人口的速度很大，即使某人把自己的戶口遷移到另一地方，但他的籍貫仍然不會隨著自己戶口的變動而發生更改。籍貫，一般指祖居（祖籍地）或原籍。一般來説，籍貫在時間上的限度至少要上至祖輩那一代。為什麼籍貫問題在地域美術史書寫中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呢？我們知道，現今在不少地方美術史著作裏，選擇的藝術傢具有地緣性這一特點。不妨舉其一例來説明。我們説石濤是廣西桂林人，但他的藝術經歷並不在廣西。將來“廣西美術史”誕生出來，想必會把石濤硬拉入其列，憑藉的理由即是石濤的籍貫是廣西桂林（也有説是廣西全州）。從而，一部地方美術史中，除了拉來籍貫是廣西的畫家外，還包括那些籍貫不是廣西但其人曾經在此地生活過進行過藝術創作。這方面的舉證可以拿抗戰時期的廣西美術便不得不如此，捨棄則有些不合常理。這在其他地方也是這樣。在筆者看來，地域美術史的撰寫理應是某個區域裏的美術史傳記。再比如，皮道堅的《楚藝術史》則不可能以省界為硬性劃分而割裂兩湖地區共同的文化環境和歷史淵源。假使，他日“湖北美術史”寫了出來，也就不得不做硬性劃分。
好在如今的地域美術史書寫沒有單純地依據籍貫來進行書寫，但卻存在憑藉籍貫一説就把該畫家歸列其中這樣一種現象。這讓我想起當今盛行打造畫派一事。國內不少畫派，諸如漓江畫派等畫派，把一些不在某地進行藝術創作的該省籍的畫家統統列入進來。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破除那種硬性把籍貫一説就把藝術家圈進來的現象。石濤的藝術成就由“安徽美術史”、“湖北美術史”或者“江蘇美術史”來書寫也無不可。現在的省界縣界甚至國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個特地的區域做硬性劃分，雖然便於國家統治管理。但在文化上，一個地方的文化環境文化氛圍是歷史性的自然性的形成，不會因為界限的存在而消除這種地緣性。這也好比鄰省之間的少數民族多是同一個種族。鄭午昌在《中國畫學全史》指出，畫家傳、畫跡錄和畫學論“三者互相參證，並及與有影響之種種環境而共推論之，則其源流宗派，與乎進退消長之勢，不難了然若揭”。可見，地域文化決定論也不能不加避免。正如于洋所言：“地域藝術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會陷入地緣決定論的極端，即過度放大地域決定文化的絕對性。事實上對於地域美術研究而言，地域性不過是某種特定的資源與背景，而非對藝術創作的全部內容，甚至也不是對於藝術創作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引自於洋《局部研究的普適價值：地域美術史研究及其方法論芻議》，2010年第3期《美術研究》）
談到籍貫問題在地域美術史上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因為我們的地方美術史或多或少存在拉名人以撐門面的風氣。在這背後，除了有撰寫者本人偏狹的地方保護主義思想在作怪外，還有就是以政府名義出發，爭奪無形資産的文化資源，以充實該省的文化品牌和名聲度，這是文化利益驅使的結果。這也可以拿現今不少爭奪甚烈的名人故居、名人出生地的爭議案不斷即可看得出來。雖然，中華民族的兒女有認祖的偏好，當然這也是無可厚非的。關鍵是這不僅僅是民族心理帶給我們的崇拜心理、歸宿心理，而是我們的文化施政者為個人利益個人政績的考慮所做出來的怪事醜事。這裡，由地域美術史書寫中的籍貫問題説了些多餘的話，權當大家茶余飯後一些聊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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