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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還在議論上海當代博物館的新一屆雙年展時，邱志傑和他的團隊卻正在讓上海雙年展的影響力逐漸擴展到大都市以外的地方：浦東機場公共空間的藝術項目已經開幕，作為上海雙年展一部分的“中山公園計劃”也將在廈門的漳州，台灣的金門、淡水、花蓮持續進行，在邱志傑看來，上海雙年展的下一步，“肯定會逐漸擴散到各個層面和各個地方”。
邱志傑 雙年展的新方向 Hi藝術=Hi 邱志傑=邱
警惕龜縮在核心都市的小資化和時尚化
Hi：雙年展變成持續半年多的項目是好事兒嗎？
邱：對雙年展來説是不是好事兒無所謂，對中國是好事兒就可以。因為當代藝術僅有雙年展是不夠的，中國當代藝術下一步要獲得更大的支援，其實要警惕的，是龜縮在這些核心都市裏的小資化和時尚化，甚至會成為大資本家炫富的工具。雙年展要真正和中國社會發生聯繫，第一階段比較多地發生在核心都市是自然的，但是它的下一步肯定會逐漸擴散到各個層面和各個地方。
Hi：怎樣真正和社會發生關係是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在思考的問題嗎？
邱：中山公園計劃就是想做這樣的事情，會比較真實的和一些具體空間發生關係。比如我們在廈門和漳州做的都是城市記憶中心，這是會永久留在當地的，是為老百姓來講故事的。我們來做共同體故事會，做家族相冊調查，浙江店口，唯一的中國城市館，政府甚至參加完上海雙年展之後，決定每年拿出一千萬來做公共藝術，我們一下做了三年的規劃。他們讓中國美院的學生去把村民的家族故事寫成腳本拍電影，然後把鎮上的電影院拿出來做村民電影節，老百姓自己演自己。這可能就已經超出上海雙年展，變成這個鎮的公共文化。後期其實會生發出很多這樣具體落地的項目，它會消失在這樣一種新的公共藝術裏面，消化在一個新的社會機體裏面，所以你説這樣對於雙年展好嗎？增加了策展人額外的工作量嗎？我們並不是在開幕之後就收工，而是把雙年展當做一種動員的機會，然後去做更廣闊的事情。今年的雙年展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雙年展會怎麼做，因為在中國只有搬家才有這個機會，才會碰到這個機會來設計這個機制。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也是搬家，那是第一次用國際策展的模式，這個模式一下子就延續了十二年。
Hi：這種計劃或者野心是來自於政府支援還是來自於你個人的想法？
邱：是多方面的力量，當然最根本的是來自於社會需求。應該説政府裏的大多數官員還是想把事情辦好，還是有大量善意的、想把事情做漂亮的人。藝術界本身也有這樣的衝動，一些藝術家已經在各個角落裏從事走出藝術界的工作，歐寧做的碧山共同體就很棒。藝術界本身也存在著藝術家反思藝術被資本綁架，藝術家淪為産業工人這樣的問題，很多藝術家試圖和各種各樣的人群一起工作，跟各種各樣的社區也跟各級的政府合作，這是蠻自然的一件事情，各個層面的人的心理基礎都是存在的。
城市館
Hi：上海雙年展今年開設城市館的部分，你希望未來的上雙會一直有城市館的存在嗎？
邱：當然，應該説今年最主要的創造就是做了城市館，只有城市館才能夠幫助上海雙年展走上比較正面的發展模式，如果我們做成功了，就把城市館的模式保留下來作為未來固定的模式。從今年來看應該説是做成功了，這個成功的標準，第一是人家願意來，第二是學術品質高，甚至有人認為城市館比主題展都好，因為主題展是邏輯很嚴密的模式，跟城市館這種拼貼式的不一樣，它有一種像生活本身不可預料的拼貼性在裏面，應該説三十個城市館裏有一半以上是非常精彩的。因為每個城市館都有自己的策展人，我們放鬆管控但實際上結果很好，他們各個城市為了自己的面子很給力地做。主題展的藝術家會用兩天時間等一把梯子來裝，城市館的那些藝術家就自己做一把梯子，上去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他們是互相比賽的。第三是沒有出亂子，政治上沒有出問題，安全也沒有出問題。城市館散佈在那多地方會有管理的問題，國慶長假南京路一百萬的人流如果衝進展廳裏，所有作品就會瞬間毀滅，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怎麼設計排隊方案，每天早上公安局都會給我打電話，説今天有沒有搞行為的？因為有一些城市館的藝術家亂搞行為，蒙古的藝術家説要做一個表演，結果那個表演就開始燒馬糞，我就很緊張，一群人拎著滅火器在旁邊等著。第四是經濟可以維持，我們也算拉到了贊助。而且城市館越往後可以越不花錢。今年第一次做，我們還答應給每個館兩萬美金，以後我們做出名了他們愛來不來，威尼斯雙年展還收國家館的場租呢，哪有給國家館出過材料費和住宿費？這是城市館的目標，今後是可以不花錢的。所以也就是第一年最困難，我想這四個要素都具備了，以後就沒有理由不做了，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競爭者來，利物浦雙年展也開始做城市館，他們今年做了十三個。
Hi：很多城市的雙年展都會批評與商業資本、尤其是畫廊關係太密切，你在這方面是怎麼避免或者怎麼做到協調的？
邱：商業資本介入的遠遠還不夠，雙年展完全由政府來掏錢就不對，如果每一分錢都是政府掏的，那宣傳部就要管。雙年展如果成為國家行為是悲劇，就會變成形象工程了。只有不讓政府掏錢或者掏得少，社會資金注入得多，雙年展才會變成社會的而不是國家的。只有變成社會行為，商家在這裡發現商機，藝術家在這裡表現自己，人民群眾把它當作節日，雙年展就會變成一個多元利益的平臺。而且我覺得企業贊助越多越好，贊助單位少其實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情，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你去翻翻卡塞爾文獻展的畫冊，贊助企業越多，實際上越能夠做得學術，越能夠不受影響地來做學術。
Hi：那關於畫廊跟雙年展的關係呢？
邱：畫廊當然會介紹和推薦他們的藝術家，但是在挑選的時候不受左右就可以。比如我在北京合作的兩家畫廊，就都沒有藝術家參加。反而是唐人當代藝術中心和常青畫廊都有好幾個藝術家參加。你只要堅持挑選的原則，大家看得明白的，在挑選的時候不要考慮畫廊，之後如果藝術家有畫廊，我們可以去找他的畫廊幫忙，這不是罪。
“畫地圖”的藝術家
Hi：大家普遍反應，這屆上海雙年展有很多中國美院的藝術家參展，你放大了國美幫在展覽中的比例嗎？
邱：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其實中國美院的藝術家沒有中央美院的多。我原來還提名了一個廣州美院的老師帶著兩個學生，但是被藝委會否決了，所以這不是故意的。這屆中國的藝術家本來就少，往年是三十個中國的和三十個外國的，今年主題展的九十幾個藝術家，大概有二十五個中國人，比例從一半對一半變成二十五對七十五了。確實有不少中國美院的藝術家參展，因為我熟悉他們，但是畢竟我也住在北京，我也熟悉中央美院的藝術家，所以要嚴格算起來中央美院的和中國美院的其實差不多。
Hi：上雙應該佔了你今年一整年的時間，今年作為藝術家的工作還在做嗎？
邱：沒有，唯一的工作就是畫了一套地圖。其實這是個巧合，Hugo Boss獎的畫冊給參加的藝術家每個人6個Page。六個Page怎麼能介紹我的工作呢？一個長江大橋計劃都介紹不了，我後來就畫了一張長江大橋計劃的地圖，一張上海雙年展地圖，一張總體藝術的地圖。一開始畫地圖是為了對付這本畫冊，後來發現上海雙年展不用寫文章，拿出這張地圖就可以了，然後我就開始畫地圖，最後今年作為藝術家的工作就是畫了十三張地圖，到了年底還在畫，畫了《生活》雜誌的封面，又奉命給他們畫了一張生活地圖。這樣也好，藝術家容易當藝術家當習慣了，某種畫賣得好，畫廊就讓你趕緊再畫。幹一些別的事情，教書也好策展也好，能夠讓你從那件事情裏面抽出來，從一個比較全局的角度想事情，結果就是這一批地圖。現在這批地圖供不應求，國外的美術館也要收藏，到處都要拿去展覽，現在大部分都只能給他們文件，讓他們噴繪貼在墻上，原作都拿不到了。
Hi：所以你作為藝術家的工作還是很成功的。
邱：有時候這種暫停或者退出，可能是另一個角度的思考。當然還是做藝術家比較幸福，但是我畫畫兒也畫得很高興，而且這個地圖本身就是拉贊助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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