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廷芳
羅哲文先生正當米壽之年，還沒來得及向他説句祝賀的話，他卻按照自然法則的要求，不得不匆匆走了，一代傑出匠師就這樣與我們永遠訣別了！多麼令人悲痛與悵然。腦子裏不斷浮現出一幕幕他活躍在文物保護第一線的動人的身影。尤其難忘的是十餘年前一起出差瀋陽，住在由原市委招待所改成的花園別墅式的賓館裏。為了享受一下室外優美的環境，早晨我特地提前半小時起床。想不到一齣門就發現，年逾古稀的羅先生早已在院子裏提前“上班”了！只見他舉著一台偌大的相機，忽前忽後忽東忽西在挪動步子，聚精會神地在選擇角度，調整焦距，一張一張把這些有年頭的洋式別墅拍攝下來，作為資料保存。雖然這並不屬於我們這次出差的活動內容。完了他還主動向我解釋：為什麼這個距離不合適，那個角度更恰當等等，給我意外上了一堂業餘攝影課，深感老人的和藹與熱情。於是每天早飯吃自助餐，我總是喜歡跟他坐在一桌，以便有更多機會向他請教。儘管在個別問題上我並不贊同他的觀點，但我認定一條：這是我國不可多得的、對文物保護赤膽忠心的老專家，是學問淵博、誨人不倦的師長，是待人誠懇、和藹可親的朋友。就是在具體的文物保護問題上，我們也有更多的相同點，例如我們曾通過媒體一起呼籲保護襄陽的一段古城墻；我們曾共同簽名參加南京的“文物保衛戰”……每當這種時候，一種類似“戰友”的感情油然而生。
自20世紀初開始，隨著國門的打開，“西學東漸”來勢兇猛，建築也不例外。這固然有它的必然性，卻帶著很大的被迫性：中國的木構建築作為農耕時代的産物，幾千年來少有變化，在遇到隨著新的生産力而誕生的西方現代型建築的時候，意味著她已經走完了歷史的進程，面臨著理念和形態的轉型。但我們的建築卻還沒有從自身孕育出這種蛻變的新胚胎。中國的木構建築無論在技術還是藝術上講，都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難道我們能讓這樣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産湮沒在外來建築之中？具有遠見卓識的梁思成先生，首先看到了這一問題的緊迫性。他從西方學成回國，不是首先致力於現代建築，而是搶救祖國建築遺産。為此于1940年創辦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營造學社，並吸收羅哲文先生為第一批弟子。幸運的羅先生從此在梁思成和劉敦楨兩位大師的親自指點下，在抗日戰爭的艱險條件下，東藏西躲但鬥志昂揚地進行保護祖國文化遺産的開拓性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始終和梁先生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先是作為專家，後作為領導，全力投入艱巨的文物保護工作，尤其為保護中華民族最值得自豪的偉大文化遺産——萬里長城耗費了畢生的精力。
梁思成先生去世以後，羅哲文先生接過了導師的旗幟，在文物保護戰線上繼續發揮著一般人無法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一些作為國家行為的重大事件上，諸如先後四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確定、中國加入巴黎文物保護國際公約的決策、中國申報世遺項目的確定等等，羅先生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我國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與文物保護髮生尖銳的衝突，已是耄耋之年的羅哲文先生，依然風塵僕僕，不辭疲勞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實在令人感動。
羅先生同時也是一位勤奮的學者。他從大量的文物保護的實踐活動中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再輔以相關的書本知識的補充和理論思維的梳理，分門別類地寫出了一本又一本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他們涉及中國建築領域的各個門類，從宮廷、別苑、陵墓到橋、塔、寺、祠、觀等，且圖文並茂，豐富多彩。
鋻於羅先生一生的卓越貢獻，2010年他與我國另一位功勳卓著的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先生雙雙獲得國家授予的“終身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