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吳鴻
初聞躍進先生仙逝，只是自己覺得異常的難受，並沒有想到別人的感受如何，看到很多朋友的文章、感言之後，有一些感想不吐不快。
躍進先生的去，可能是本人進入這個行業以來，一個逝者所能引起最為廣泛的人群懷念、哀思的一次。為何？難道躍進先生是高官顯爵嗎？——不是，他僅僅是一名普通的教授；難道是躍進先生大富大貴嗎？——不是，他只是一介書生。也有人説是因為網路時代資訊的傳播，——非也，網際網路的普遍應用已經是近十年的事情了，難道躍進先生是行業中自網際網路時代逝去的第一人嗎？更不是！
我想，這種普遍的懷念和廣泛的哀思至少能説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因為躍進先生的離去，並因為對他的人格、人品的追思，感觸、發現出一些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失的東西，這應該是行業內如此廣泛地哀思躍進先生的主要原因。
至於他的工作認真、寫作勤奮，這些都是官樣文章，應該是由中央美院人文學院的領導在先生的追悼會上去説的。我想要説的這些，可能會登不了大雅之堂，但也可能確實是目前這個行業中最為缺失的東西。
首先是躍進先生的“隨和”。按説隨和與否並不能成為我們評説一個人時可以專門拿出來議論的一個標準，但是捫心自問，在我們身處的這個行業裏，真正能做到對他人平等相待的“隨和”的人，到底能有幾人？更多的是，不管是走官場的，還是走市場的，稍有得勢，動輒一副“成功者”的派頭，偶爾想表示一下“隨和”，也是居高臨下式的恩惠的做派。而躍進先生的與人隨和，是真正發自內心的，而唯有真正的發自內心，別人也才能真正感受得到。
其次是他的真誠。接上所述，真誠也並非一個特別的非得要拿出來成為稱讚某人的理由，但是在這個行業中普遍彌散著的一種市儈般的冷漠，讓我們尤其能感受到躍進先生身上的“真誠”的可貴。就拿我的切身感受來説，我08年從某網站出來初創自己的網站後，遭遇金融危機，網站經營面臨難以為繼的困境，早先的朋友難有幾人會登門拜訪了，而恰恰是之前並沒有得到過我的什麼“好處”的躍進先生會經常打個電話關心一下，而且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以示自己的立場，這種真誠在那個“寒冬”中尤其讓人感動！
第三是他的大度。余自圈中浸淫數年，能真正做到不將意見之相左者擴散到日常交往中，進而睚眥必報的人，惟躍進先生，真可謂絕無而僅有。他應該是能真正享受到語言的機鋒與邏輯的形式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美感的人，所以先生即使有時與別人辯論至絕境，但他享受的還是那個“過程”，至於別人過後可能還會為那“結果”而耿耿於懷的時候，先生卻已經將那“結果”放下了，他會繼續毫無障礙地與你交往，這才是一種能夠體現出一個智者的禪機的大智慧。
第四是他的不羈，而這種不羈的品行又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他能毫無障礙地平等與任何一個“等級”的人交往，按説與藝術相關的諸人，自古也是一行不入流的手藝人，自應該以平常心來推己及人，而實不然，蠅營狗茍者、唯利是圖者、見義忘利者、見風使舵者，在這個圈子裏大行其道，而躍進先生以一介書生的本色，以我對他的所見、所知，從未像一些人那樣在一些場合中巧言令色、攀附權貴，正是因為從未想到去攀附“我不如”的人，所以也就能夠以平常心去對待“不如我”的人。其二是他的能夠隨遇而安的性格，所謂“窮有窮歡樂，富有富享受”，正是因為對於物質的不是那種過分的追求，使他能夠從容地看待、對待很多人和事，這也是他經常能夠給別人樂觀、豁達的印象的原因。
第五是他的敢於擔當。舉一例説明：因為躍進先生之於文革美術史的研究，所以在去年的一個會議後的午餐中，座中諸師如皮道堅、朱青生、賈方舟等人，皆是巧舌如簧、邏輯縝密之人，在眾人玩笑式的邏輯逼問下，躍進先生被逼入了一個“在價值觀上是否認同文革”的絕境。這是一個涉及到“政治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我真的為他捏把汗，但是躍進先生捋了一把他那標誌性的“地方支援中央”的頭髮之後，緩緩地答道：“是”。語畢，迅即受到諸人輪番的炮火攻擊，那是我唯一見到好辯而能辨的躍進先生被別人駁斥得啞口無言的一次。但是我知道他此舉絕非是因為政治上認同文革的價值觀，而是對於自己理論的一種擔當，而不像某些人那樣見風使舵、前後不一；正如也是因為“邏輯正確”而甘願被自己的同胞處死的蘇格拉底……
好了，再寫下去可真的要把他變成一個“他者”了。以上所述，其實無一樣是驚天動地的偉業，但恰恰是一些“做人”的根本，正因為是這些品質今天在我們這個行業中的缺失，所以在那麼“平常”，那麼“不起眼”的躍進先生離去的時候，我們才感受到這些“平常”品質的珍貴！
*借用鄒躍進先生專著《他者的眼光》的名稱，以此來作為似乎已成為一個“不平常現象”的業界普遍哀悼他的方式的一種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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