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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曾建議邵雍同自己一樣，穿上復古的儒服。儒服長袍寬袖，拖泥帶水，同中文的簡約相反，邵雍拒絕道：“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衣。”當代學者考證古代華人服裝的本質，找不到標準，因為不斷在變，變才是本質。同時萬變又不離其宗，宗就是華人的合理尺度。首先是合身，同素食的體格般配。其次是協調，比如從黃帝開始，歷代帝王上朝，通穿黃衣，表示正宗的黃種人。觸類旁通，本人心目中的中文，便不是某家某派的範文，不是孔乙已的之乎也者加長袍寬袖，而是要合身和協調。本人所謂的中式思維，也不能等同於中國思維，不能簡單地挂靠易學，而是具有啟示作用的歷代學術的精華，同時有別於西式思維。
有位視貫中西的德國人，繪圖表示中西文化的差異：
德國人看到了中國人迂腐委瑣的一面，卻不知道中文和中式思維簡約的特徵。中文翻譯成西文，篇幅幾乎多出一倍。閱讀西文論文，看的是線性的論述，忽略其中的轉折詞就讀不通，無法快速閱讀。中文文本常常是看綜合印象，抓住關鍵詞，一目十行，即豎排的線裝書可以橫看，不必不斷地朝書磕頭。
中文看重文字氛圍，比如九歌和子虛賦，燦爛的文字如同華麗的音符在你眼前跳動。讀者有這種感覺便有所得，如果知道其中的典故，就能領會文辭美妙的原因。按照西文的語法要求，中國古文有語法缺陷，有殘缺感。其實中文文本的殘缺之美，如同無意斷臂的維納斯和有意留白的中國畫，讀者能夠依據自己的知覺與知識背景去填補，確認她有臂，確認它筆斷意不斷。又比如商周青銅器銘刻的圖符，饒有意趣，後人不傳，缺環很多，但古文字學家卻有可能領會其意圖：
中文的字是單音詞，寫成象形字，可以凝視，有利於想像。我曾將十六個字嵌進十六個方格，橫排豎排斜排，排成六個成語，進而構成同繪畫有關的四言詩：
大象無形
驚處形諸
失色落筆
色五分墨
大象無形，形諸筆墨，
墨分五色，大驚失色，
大處落墨，形形色色。
西文字母按照上述規則，只能排列成一個詞。當然可以將詞塞進更大的格子，排出句子，但失之於冗長，需要來回掃瞄上下文，閱讀起來費勁。
中式論文的修辭方式是消極修辭，追求簡約，辭達而已。辭達的境界富有彈性，因人而異。面對中小學生，或許要寫得滴水不漏；面對同行和高手，卻常常只要一段話甚至點睛之詞，對方立馬會明白你的意思。
西方學術文本如同教科書，面面俱到，條分縷析，邏輯嚴密，完整無缺，沒有讀者參與的空間，把讀者僅僅當作受眾。如同契斯恰柯夫的素描，面面俱到、完整無缺卻缺少想像和趣味。其實文本總是緊密關聯你理想中的讀者，關聯學術場。讀者作為文本的後期合作者，閱讀期待緣于自我認定與和自我充實；關注與閱讀，表明對相關議題有興趣有思考。學術場大體指寫讀雙方共同的知識儲備，行文時可以撇開；反之，缺乏學術場的讀者在閱讀時會短路。比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中國文人都懂，老外卻感到困惑，因為基督教只有神沒有仙，龍又是邪惡的象徵。又比如佛經聲稱”芥子納須彌”，連讀書破萬卷的人都覺得費解：
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景德傳燈錄》卷七
翻譯成白話：李渤問禪師：“佛經説須彌山容納芥草籽，沒有疑義；又説芥草籽容納須彌山，豈不荒誕嗎？”禪師答道：“聽説閣下讀書萬卷，是嗎？”“是的。”“您的腦袋只有椰子大，萬卷書籍怎麼裝進去啊？”（意思是頭顱藏納萬卷書的內容，猶如芥子蘊含須彌山的精神）李渤點頭不語。
中國文化有潛在價值的因素，至今仍然被劃歸封建文化，慘遭鞭撻，實在是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中國人的價值判斷總是受制于立場，立場總是挂靠私利，凡是對手肯定的就反對，同一戰線也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康有為當年為了反封，從政治需要出發，杜撰《新學偽經考》，儘管不少地方捕風捉影，結論輕率，但他是政壇領袖，和者蜂起。這類著作強悍而雄辯，助長學術為政治服務的風氣，同封建專制思想一樣遺害深遠，影響延續至今。文革文人如姚文元、郭沫若、楊榮國都是這類角色，徒子徒孫遍佈中國，積重難返。
在一些國人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猶如好面子的貧困生的鄉下爹娘，恥于見人。二十世紀初，有人推介日本激進者的主張，引進歐美壯丁同本國女子交配，改變人種以便中國快速變闊，同時放棄中國文化，包括中文、中醫、中國畫和中國學術。其號召力至今不減，因而標榜純用中文寫作和中式思維的學者，稱得上逆勢而行的鬥士。中文體現的潛勢法則與英文體現的優勢法則，不會固定不變。中文的價值在網路時代將逐漸顯示出來。中文和英文及其相關思維的未來價值，如同聾子的超常視覺和瞎子的超常聽覺，會各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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