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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廣義作品《大批判》系列。
藝術現象
策劃：黃頌豪 撰文：老言
《新週刊》做十五週年慶典，主題選擇了重估中國當代藝術。作為媒體，不免墜入“排行榜”之類的俗招，為當代藝術排一下座次，列一下“英雄”名單，以為這樣可以吸引眼球。事實上，吸引眼球是真，其中兩隻眼球就是呂澎，因為雜誌所列名單有誰沒誰，引來了他的嚴厲質問：為什麼沒有王廣義？
我很同情呂澎的質問。撰寫“文革”後的美術史，很難想像沒有王廣義；撰寫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很難想像沒有政治波普。這不涉及到對王廣義的評價，而是涉及到歷史事件的重要性。
即使有人徹底否定政治波普，否定所謂的“F4”，但否定也是一種撰寫，也必須有人在，否則如何否定？要知道，許多人努力一輩子，連被否定的資格都沒有！寫一部革命的或主流的美術史，這些人和事是“反面”教材，必須寫，否則無以映襯革命或主流的偉大、崇高與神聖；寫一部當代波普史，當代潑皮史，當代艷俗史，不是“反面”了，更必須寫，因為，不寫，就無以成就歷史。所以我同意呂澎的質問：為什麼沒有王廣義？
但是，呂澎質問的理由雖然理直氣壯，但卻讓人有點狐疑。呂澎在義正詞嚴的申辯背後，分明藏著與去掉王廣義一樣的邏輯。這一層意思，筆者倒有興趣分析一二，以求教大家。
首先，呂澎認為，今天是一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混亂的表現是，好壞已經沒有定評，不僅分歧很大，而且，常常還把“不好”的説成“好”，“好”的説成了“不好”。這“好壞”的確很讓人鬱悶。
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造成了藝術與公眾的對立，這事已經不知給翻來覆去地討論過多少次，多少睿智的大腦也一直在探討這個可怕的問題。在中國，更可怕的問題還在於藝術風格的“好壞”與思想動機有必然聯繫，這一聯繫，人就基本上嚇得不敢説話了。
我至今還記得20世紀初蘇俄批判新起的印象派，説那是“頹廢墜落的資産階級反動藝術”。那個年代以及稍後，一些畫家把色彩畫得漂亮一些，就成了“反動”傢夥。今天，大概再也沒有人願意這樣去批判這個導致現代主義的可憐風格了吧？！這説明今天不是“價值觀混亂”，而是有的價值觀不能理直氣壯地説，有的則可以借助權力或者資本或者兩者都借助著而去大説特説。所以我的疑問是，呂澎質問背後，是否也有什麼他一直在大説特説的？他之所説，是真正的價值觀的言説，還是先通過資本、再通過權力去攪一個當代藝術之局？要知道，把藝術與市場視為一體，借助資本而讓當代藝術“合法化”，從來就是呂澎的個人遊戲與崇高目標！
其次，呂澎認為，《新週刊》對當代藝術的重估是“嚴肅”的，不是娛樂。呂澎的意思是：娛樂可以允許混亂，但嚴肅就不能允許了，嚴肅必須要有一個好壞的判斷在裏頭。面對娛樂，我們可以無語，可一旦嚴肅了，我們就要過來較真。這一較真，“沒有王廣義”就成了一個問題，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呂澎為了論辯，無意中把《新週刊》本來就屬於娛樂、至少超過百分之五十屬於娛樂的慶典意義給抬高了。今天，我們固然希望媒體要嚴肅，但媒體的市場化早就意味著它已經自覺地娛樂化了，所以，要求一份雜誌，而且很不幸，還是一份以策劃為謀生方式的大眾化雜誌，不去娛樂娛樂，基本上是癡人説夢話，是體會不了辦雜誌艱辛的胡言亂語。儘管，我這樣説的時候，我得聲明一下，所謂娛樂也不見得都是壞事，寓嚴肅于娛樂之中以廣見聞，把“思想”也給打扮得花枝招展，有關主管部門不也在提倡嗎？板著面孔説教，全球化時代，誰還去理會呀？！
所以，在這裡，我倒要給《新週刊》辯護一下：不就是一份雜誌所策劃的大眾話題嘛，裏頭當然有複雜的人事關係在，選誰來挑了頭，那就只能聽誰的了，誰説，讓某人進，不讓某人進，事情就這麼簡單，也算是一種遊戲規則吧。
這一次不讓進的某人，無非就是王廣義罷了，有那麼嚴重嗎？美國夏志清寫中國現代文學史，首推張愛玲和錢鐘書，把魯迅、茅盾等人放在了二流位置上，有的人，中國討論過不少，他根本就不予討論，這在當年曾引起了中國文學界的強烈質疑，不過，作為一種文學價值觀，從寬容角度看，夏之所論也未嘗不可？除非這文學排座次是一種“政治”，而不是文學。
但是，沒有王廣義，對於呂澎的確很重要。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了。呂澎自詡是“藝術史家”，儘管有嚴肅的治史者不斷強調，所謂“史”，應該有一個歷史的下限，用以質疑當代是否能夠馬上入史，但這無妨呂澎的看法。他寫美術史有六字真言：有無長短大小。其意思是，對於藝術史來説，首要問題是“有”還是“沒有”（無），其次是有了，但寫得“長”還是“短”？再其次是寫了，但所登作品是“大幅”還是“小幅”。
呂澎還認為，藝術史就是“王道”。通俗點説，藝術史在他心目中就是個“爺”，藝術排座次以此為據，藝術價位高低以此為據，當代藝術合法性也以此為據，而沒有其他。
這説明，藝術史在他心目中和意識形態無異。而歷史一旦意識形態化，歷史是否還叫歷史，本身就是個問題了。呂澎非常勤奮，寫史不斷，幾年不到就用上百萬字把20世紀中國美術史給寫完了，儘管頗為粗糙，但他明白，只要他如此這般地去寫了，歷史就基本上定局了。他之努力，目的為何，這裡大概可以略見一斑。在他看來，藝術史就是一種權力！我這樣寫了，別人就得跟著我！由此可見，藝術史不僅是王道，而且還是霸道！王道由權力支撐，霸道則由資本維持，完美得很。面對權力般的王道外加資本滋養的霸道的藝術史，幹嘛還奢談那麼多的“文明”？本來就和文明無關。
這一次，《新週刊》犯了呂澎已寫成定局的當代藝術之排座次的大忌，居然沒有了王廣義？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也！所以才質問：為什麼沒有王廣義？！
這一質問，把一個真正混亂的時代的真正混亂的問題給質問出來了！
既然呂澎説，誰都有權力寫藝術史，那麼，《新週刊》的“藝術史”，為什麼一定要有王廣義？沒有，算是一種藝術史的寫作民主吧？如果我們還想起寫作也有民主的話，儘管王廣義作為歷史事件的確很重要！
王廣義,1984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油畫係，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政治波普”最早的實驗者之一，與張曉剛、方力鈞和岳敏君被譽為中國當代藝術“F4”。
呂澎,1956年出生於重慶。1982年畢業于四川師範學院政治教育係，2004年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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