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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讓人記住的藝術家生活與創作的聚集區域通常是是自發而不是政府規劃形成的，大多數人熟悉的宋莊、上苑、798藝術區、酒廠藝術區、環鐵藝術區、索家村費家村、黑橋藝術村等等，卻對類似北京市朝陽區于2005年批建的觀音堂畫廊一條街沒有太多的興趣。自發形成的藝術家聚集區具有基本的特徵：有熟悉的朋友、有獨立安靜的空間和能夠通向城市中心的道路。在眾多的藝術家聚集區中，與圓明園畫家村有淵源的宋莊成為這個時期的重要現象。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自由藝術家更多地聚集在圓明園，酒、性以及自由的態度和行為方式，構成了圓明園藝術村的基本特徵。在大多數文獻裏，這時的藝術家對藝術的追求佔據內心的主要部分，即便是女人，不過是藝術生活的重要內容。他們需要金錢，但是，他們對自由本身充滿渴望，至少，他們的生活可以用“浪漫”來形容。1995年，在圓明園生活的藝術家被驅散，前前後後，有部分藝術家搬到宋莊。栗憲庭在2001年的時候告訴採訪者：“我們最早選定的是小堡村，它屬於宋莊鄉，後來畫家集中的這些村子，也都屬於宋莊鄉。小堡村這個地方是張惠平找的，張惠平的學生是這個村子的，這個學生的父親曾經當過這個村的村幹部，他帶我們去看這個村子。那時候還沒有這種大家到鄉村去買房子的風氣，當時我們看到這種房子都比較激動。小堡村特別的地方就是家家院子很大，大家看中了這個。當時圓明園還沒有解散，這是93年的秋冬之間。”[i] 這年冬天，方力鈞、岳敏君、劉煒、張惠平將畫室遷移到了宋莊小堡村。也是這次遷徙，意味著圓明園藝術家的波西米亞式的生活風格結束了。陸續，不少圓明園的藝術家都搬遷到宋莊和通縣，例如王秋人、魏林、鹿林、田彬、伊靈、張洪波、肖國富、李新輝、黑月、徐一暉、徐若濤、魏野等等。到了2000年的時間，小堡村已經有了三十多位藝術家，周遍村落有了近200位藝術家。
與圓明園的生活狀況相似，除了方力鈞、岳敏君、劉煒、楊少斌這幾位早已經獲得“成功”的藝術家外，宋莊大多數藝術家的經濟窘迫、思想委頓。在2002年的《北京青年報》的一篇題為“‘畫家村’平靜而危險的生活方式”裏，作者對宋莊大多數畫家現狀給予了與之前人們對圓明園時期的藝術家的看法有相似但也有微妙差異的描述：
他們住著帶有四合院的農舍，和農民一同分享著這裡的陽光、土地與空氣。他們也特別鍾愛老傢具，幾乎每家都有幾件“淘”來的舊擺設。他們養的也是那種粗暴、兇惡的大狗，並習慣於對狗的訓斥，漫罵中常夾雜著農民式的狡猾與威風。
和城裏人不同的是，他們絕不會和鄰居“老死不相往來”，他們喜歡串門、聊天、打牌、聚眾，也十分滿足於這裡的無拘無束。大部分人過著毫無規律的生活，基本不看表，也很少惋惜時間的流逝。有人白天睡覺，晚上工作，有時也會趁著落日的余暉潛入城裏，大量的酒精、些微的銀子、一兩個時尚的姑娘和昏暗的酒吧，常是他們的夜間布景。他們很少看報、聽音樂，也不怎麼看電視，電腦對他們來説更是稀罕玩意兒，他們不屑也懶得學，有電腦的也頂多是收發一下郵件。但他們喜歡打聽，熱衷傳言，對口頭消息興趣盎然，各種資訊在他們中間不脛而走。[ii]
對與大多數生活在宋莊的藝術家來説，“成功”是他們的目的。以至在這裡的藝術家自己也編制了一個能夠反映普遍心態的順口溜：
賣不掉油畫怎麼辦，畫點行畫試試看;
畫了行畫還不行，拉幫結夥試試看;
拉幫結夥還不行，找個批評家試試看;
找了批評家還不行，找個觀念試試看;
找了觀念還不行，找個洋妞試試看;
找了洋妞還不行，傍個富婆吃軟飯……[iii]
在這些文字裏，人們已經看不到十年前在圓明園的那些藝術家文字裏對藝術所充滿的浪漫熱情以及對物質生活的不在意。
2004年，曾經在圓明園生活、之後也搬遷到宋莊的藝術家(之後他決定做一個批評家)的楊衛寫過一篇題為“鄉村的失落：析北京宋莊藝術家群落現象”的文章，他對圓明園和宋莊的藝術家的現狀進行比較，在他看來，那些選擇作為鄉村的宋莊的藝術家“就是選擇逃避”。與圓明園時期藝術家們脫離陳舊的體制尋找自由創作的可能性的目的不同，“宋莊藝術家群落”“是源於對城市以及對現代社會的不適應而産生的集體逃逸”。楊衛注意到了在宋莊和在圓明園的藝術家“基本上是屬於同一撥人，但在其價值傾向上卻是有了截然相反的區別。如果説‘圓明園畫家村’是一種積極地向時代中心的靠攏，那麼‘宋莊藝術家群體’現象就是一種較為消極的文化撤退”。他提示説，圓明園時期的藝術家是帶著一種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而宋莊大多數人的精神價值是可疑的。所以，他將宋莊現象直接看成是一種衰退：
由於時代的巨大變革，迅速增長的社會産值跟心理期待值形成了極大落差，使原初暴發的理想隨之而落空，激情付之於東流，從而在車輪滾滾的歷史發展中過早的衰退，産生了“少年作英雄夢，垂老歸溫柔鄉”的文化逃逸心理。[iv]
2005年9月，在費大為代表尤倫斯藝術基金會與“七星物業”正式簽訂了租賃798物業合同的時候，批評家吳鴻仍然寫出了對宋莊的未來持積極態度的文章，不過，他也擔心，宋莊的包容性容易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缺乏辨別能力的“大醬缸”，以致産生一種盲目的破壞性力量。“這種破壞性的力量有時候會表現為對所有‘經典’盲目的、沒有理由的顛覆與嘲弄。它試圖用一種最低的形態來抹平各種藝術表現能力之間的級差。而這種的‘抹平’的動力並不是來自於像現代藝術對傳統學院派藝術技術主義的反叛與革命，相反，它來自於一種群氓式的對於必要的藝術表現技巧的仇視與嫉恨。”[v] 緊接著的是，隨著其他藝術區域的市場發展，“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把宋莊當成了一個僅僅表示低廉房租的‘廉租房’地區，而他們的主要的藝術與市場活動則都是在類似798等這些比較‘成熟’的藝術市場區域中來進行的。”[vi]
市場的空氣對藝術家産生著影響，2005年前後，進駐宋莊的藝術家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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