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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濟元：不是，（剛開始）不是這樣的，他們逃到上海做生意，後來我在那讀書。我們小孩子的時候就是朋友，相隔多年之後（又見面了）。再次相會很好的啊，很快樂的。
張公者：您到上海一開始並沒有和他們一起住。
晏濟元：對。是這樣的，我在上海要租房子啊，租別人的房子住，因為上海人跟四川人的習慣很不同的。這裡租的房子住一個月，處不下來，又換到另外一個地方租房子，處不下去又換另外一個地方。他見到我的時候，就跟我説：這一個月你在這裡，下個月你又在那裏，每次見你都在不同的地方，你天天都在搬家啊？乾脆你在我這兒住算了，我這是空的，我説那好，就在他那住了一些時間，是這樣子的。我也曉得搬家不好啊。
張公者：每個月交5元房租？那個房子也是他們租的？
晏濟元：對，對。
張公者：張大千那時在上海賣畫。
晏濟元：張大千那時候環境不是很好，賣畫都有一定限制，他也做假畫賣。他一邊畫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做假畫。
張公者：張大千做的假畫騙過黃賓虹。
晏濟元：他做假畫，做過石濤的，還是我給他題的字。
張公者：您倣石濤款很像。黃賓虹沒有看出來。
晏濟元：黃賓虹自己的假畫都看不出來，很多都是假的。
張公者：黃賓虹在故宮做鑒定，當年鑒定記錄現在還保存著。陳佩秋先生説黃先生把有些畫都鑒定成假的。
晏濟元：當時他編《神州國光集》，很多都是假畫。
張公者：張大千當時在上海的狀況也一般。聽説家裏來了客人沒錢請吃飯，把自己的衣服當了買菜招待客人。
晏濟元：不是，有一次來了幾個客人拜訪張大千，一談二談，就到了吃飯時候了，要吃飯了，張大千不好意思，沒有錢，把穿的皮毛脫下來拿去當，買菜回來吃，是這樣的。他的那個朋友是重慶人，是食客。
張公者：張大千一直豪氣、揮金如土。
晏濟元：有錢就是揮金如土，沒錢的時候吃什麼？
張公者：溥心畬也是這樣，聽説家裏來客人，他叫家人去割肉招待客人，實際他家什麼都沒有。“南張北溥”後來都到了台灣。但是溥心畬的晚年慘澹一些。
晏濟元：在北京的時候，他們溥家有七八個都會書畫，都畫得好。啟功是他們弟兄的侄孫，也畫得不錯。
張公者：啟先生是雍正帝那一脈的。
晏濟元：最好的還是溥心畬。
張公者：您也是在上海時認識的謝玉岑。
晏濟元：他跟張大千是很好的朋友。 張公者：張大千和謝稚柳也很好的。
晏濟元：那個説不上，他（謝稚柳）後來當過幾天記者，鑒定還是不行。他哥哥（謝玉岑）是錢名山的的女婿。
張公者：錢名山也是謝玉岑的老師，可惜謝玉岑英年早逝。張大千經常向謝玉岑請教。後來張善孖、張大千住在蘇州，您去他家裏玩。
晏濟元：他家在蘇州。他住在網獅園那裏，我住在上海嘛，就到他家裏去耍了。
張公者：那時候他家裏養著虎？
晏濟元：對，張善孖養了老虎。
張公者：後來張善孖、張大千也鼓動您到日本去了。
晏濟元：對，那個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友好，如果要到日本去很歡迎，只要你買船票都可以來，不要護照，什麼都不要。我就到日本去了，我一個人到日本去。
張公者：一直到“盧溝橋事變”才想回國。
晏濟元：我在日本待了5年，四到五年時間。“盧溝橋事變”後我待不下去了，各方面朋友也斷絕了，學校一個老師（加藤）比較好，他跟我保證讓我逃出去，幫我逃出日本。
張公者：坐船到的天津。
晏濟元：在船上碰到郭沫若。
張公者：在日本時跟郭沫若交往很多？
晏濟元：常碰面，留學生每個星期開會都會碰面。是留學生會嘛，留日學生開同學會。
張公者：討論什麼問題呢？
晏濟元：什麼問題都提，學術研究嘛。他（郭沫若）是學新聞的，他要講古典文學，書畫各方面，他字也寫得好。
張公者：討論時勢政治嗎？
晏濟元：我們很少提政治，都是講藝術，新聞啊，寫小説啊這些。就這些內容。不談政治問題，因為日本鬼子可能也在裏面，你一提到，你就走不了了。你只要一下課，馬上後面就跟上來了，你就脫不了手那就麻煩了。
張公者：從日本回來就住在張大千家裏，那時他在北京。
晏濟元：對。張大千來接我到他家那邊去，就住在他家裏，住了幾個月嘛。
張公者：聽説後來有人送聘書要請張大千去學校做老師，您覺得張大千在淪陷區做老師會毀壞他的氣節，要他不要去，並商議逃走。
晏濟元：那已經是淪陷區，逃到頤和園裏畫畫，因為在家裏的話，天天都有日本人來（監視）。後來在水榭（中山公園）搞展覽賣畫，把我和兩個孩子的旅費籌備好，我就先走，我把小孩和收藏帶走，大概一個月左右他趕到了重慶，又在重慶會合，後來又到 成都來。
張公者：回重慶途中你們坐的火車曾遭到日本飛機轟炸？
晏濟元：是，一個“人字橋”，那是法國一個女工程師設計的。把橋炸了，剛剛過那個橋的時候，火車後半截炸掉了，我逃命逃掉了。
張公者：您當時坐在靠近火車頭的車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晏濟元：應該死的時候有十幾次了，但是最後都逃脫了。
張公者：回來後，您和張大千一起搞抗日募捐展。是您親自到夾江監製出“大千紙”？
晏濟元：我在成都，我們一起去青城山，我親自到夾江去做的，在石子青紙坊。
張公者：和張大千在青城山遇見了孫中山的秘書。
晏濟元：劉禹生。
張公者：您的夫人是劉先生給介紹的。
晏濟元：嗯，對的。是劉禹生介紹的，
張公者：您們結婚時是于右任做的證婚人。跟于右任在什麼時候認識的？
晏濟元：在上海嘛。
張公者：你覺得于右任的詩詞書法如何？
晏濟元：他詩詞寫得好，書法是（學）六朝人。魏碑。後來寫草書。
張公者：于右任晚年寫“標準草書”。
晏濟元：對。
張公者：您與謝無量、何香凝很熟悉。
晏濟元：都是老朋友了。在重慶見過，解放過後見面的時候就多了，在香港也見過。謝無量在澳門的時候，還去賭過錢。謝無量去賭錢的時候，穿的很華麗，一個女人坐在他腿上，他（錢）輸光了，他覺得無所謂，很有趣的。
張公者：您與何香凝合作作品參加上海抗日募捐展。
晏濟元：在上海的時候，抗日救國，跟她合作畫畫，她從南洋回來過後。
張公者：和陳子莊交往多嗎？
晏濟元：他是“袍哥大爺”（“袍哥會”是清末民國時四川的民間幫會），他也喜歡書畫，他畫得也很不錯。他對我很尊重，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他喜歡我的書畫，我不喜歡他的書畫。兩個人有距離，個人的本事有距離。他在社會上是一個很講義氣的朋友，社會活動能力很強。與他就是書畫方面的交往，其他方面沒有交往。
張公者：從日本回來一直到解放，您一直以賣畫為生。
晏濟元：當時從日本回來後，我又不是國民黨這個關係，就畫點畫，賣點扇子，所以很貧苦。
張公者：1957年您被打成“右派”。
晏濟元：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個廠裏面當工程師，那個工廠沒有一個技術人員，就是我一個人，什麼事情都是我。後來我病了，我家裏面又沒有錢，我有一個外侄，他在國務院，後來我才能到北京去醫病。
張公者：1964年經郭沫若、謝無量等的推薦，您在北京政協禮堂搞過一次展覽。
晏濟元：在北京醫病，好了之後到廬山去寫生。是劉少奇的秘書陳忠仁邀請，有傅抱石，還有一個有名的，名字我忘了（仇鰲），後來回來病好了一點了。
張公者：應郭沫若之邀，您給毛主席（毛澤東）畫畫祝壽？
晏濟元：當時從廬山下來的時候，郭沫若找我畫畫給毛主席。
張公者：毛主席七十大壽。
晏濟元：我説我沒有什麼禮送，他（郭沫若）説那就畫畫，我就畫了一張壽長松，有一個太陽（《紅日青松》）。我自己親自送到中南海的。
張公者：您在畫上題了“光佩四表，萬壽無疆”？
晏濟元：對，他們看到了，感覺這還可以，最後還説這個不是一般人能題出來的，老百姓沒有哪個題得出來這個話。毛主席看到這個畫，心裏頭很樂意，他看到心裏安逸。禮品都沒有收，就收了這張畫。
張公者：聽説後來毛主席辦公室問您有沒有什麼要求？
晏濟元：沒有。
張公者：您什麼要求都沒有？
晏濟元：沒有要求。
張公者：為什麼？
晏濟元：這個事情（是）應該做的嘛。
張公者：您當時的生活狀況一般。
晏濟元：金錢我是看不起的。
張公者：您説過：從小讀“四書五經”，但《三字經》第一個字您不認識。
晏濟元：《三字經》開頭是“人之初”，我認字（“人”）就認不到，我根本就沒有人際關係，我沒有朋友，沒有朋友幫忙，所以不認識。
張公者：張大千是您朋友啊。
晏濟元：社會上沒有朋友，畫都賣不出去，所以不認識（“人”）。
張公者：現在好多人要買的畫。您已經108歲了，是神仙了。
晏濟元：虛度歲月，一事無成啊。
張公者：在今天，您108歲時，面對社會、面對他人、面對人生，您會説些什麼？
晏濟元：我感謝現在這個社會，現在是改革開放，現在社會是盛世了。可是我覺得自己不行，沒有學問，沒有本事，一事無成，畫也畫不好，詩也做不成，感覺到自己很慚愧。
張公者：您現在還刻章？！
晏濟元：嗯，我還刻。
張公者：您的用印除了自己刻的就是方介堪給您刻的，張大千也用方介堪刻的印。
晏濟元：對。
張公者：為何要回到成都來住？
晏濟元：我現在“無家可歸”，我到處住住。
張公者：喜歡成都？
晏濟元：以前讀書是在成都，對成都比較熟悉。
張公者：這個《壽》字大印是您自己刻的（指宴老所刻印章）。
晏濟元：都是我刻的，我家裏的都是我自己刻的。現在我用的都是我自己刻的。
張公者：您怎樣看張大千的畫？
晏濟元：傳統的只有張大千，除了張大千沒有第二個。
張公者：在風格和創新方面呢？
晏濟元：沒有第二個人了，只有他了，尤其是現在，雖然説傳統大家不談了，大家反傳統了，現在。我聽到説是北京還有這種“歪風邪氣”，要反傳統，現在要創新了，現在要創新走追求的路，我看這個危險了。世界上哪個民族不崇拜傳統嘛。要符合傳統，怎麼反嘛，除非弒父母。
張公者：您家裏養著蘭草，喜歡蘭草？
晏濟元：對，我喜歡蘭草。我做資料，學藝術要講究寫生嘛，不是空洞地畫畫。
張公者：你覺得寫生對中國畫很重要嗎？
晏濟元：這是最基本的最起碼的。現在很多畫畫的，看到別人的稿子，跟別人學（畫），不行。你畫畫，你不寫生就畫不出來，寫山畫山，寫花畫花。
張公者：聽説您喜歡大塊大塊地吃肥肉？
晏濟元：前幾年可以吃，現在什麼都不能吃了，不能吃油（膽結石）。
張公者：您曾經臥床8年。
晏濟元：從北京回來上車的時候，就路過長安街，車子被撞了，撞得厲害，我癱瘓了，回到重慶，就在家裏，接回家裏就躺了8年，後來，我夫人把我救了過來，之後好了。
張公者：您夫人是重慶人。
晏濟元：她是個窮人，沒有父母，是一個孤兒。她是一個苦學生，依靠老師（幫助）在學校畢業了，後來在銀行裏面當職員，是這樣的。
張公者：您在生病期間，夫人給您做針灸，她是醫生嗎？
晏濟元：她不是醫生，她是銀行職員，後來教育方面需要人，她就改去教書，她學生物的。
張公者：您的夫人不是醫生，可是她治好您的病。
晏濟元：因為沒有錢，靠她的那些工作的錢，家裏面所有的東西都賣了，我的書，當時我還有書，不少，起碼有十個櫃子的書都賣完了，得二百個銅板，都賣完了。當時還賣了張大千的兩幅畫，賣了幾十塊錢，賣了兩張。
張公者：您被打成“右派”，病了又沒錢治病，變賣家裏財産，夫人沒有埋怨過？
晏濟元：那個時候就全靠她的收入了。我自己感覺很慚愧，自己生了病，夫人把我醫好了，好了過後還是不行，又認不到人，又沒有本事，又沒有錢，又沒有工作。她之後也病了，八十多歲就病死了。我就很慚愧自己一事無成，對自己夫人一點都沒有搭救到，她把我救活了，我沒有把她救到，感覺很慚愧。
張公者：聽説您是因為單位要完成“右派”指標才被打成“右派”的，有沒有怪過把你打成“右派”的人？
晏濟元：我怪哪個啊？那個時候是“反右”時期，不管你有罪無罪，打到“右派”是你運氣不好嘛。我被打成“右派”我怪哪個呢？我當了8個月的“右派”，在廠裏面去當工程師、勞動的工人，我熬了30個通夜沒有睡覺，不休息，趕技術，為廠裏面做新的東西，最後累得不行了，倒下來了。我讓他們感受機械化，最後説我有功，就把“右派”的帽子摘了，所以只當了8個月的“右派”。我並不怨恨，我無所謂，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什麼稀奇的，就跟走在路上遇上一點意外一樣，不怨恨誰。我就像演戲一樣，當幾天“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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