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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讓子彈飛影評“殺死符號”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1-14 19:34:59 | 文章來源: 99藝術網

文\朱其

前天我跟一個《競報》記者在高氏兄弟的玻璃房畫廊喝咖啡,討論藝術市場的問題。後來高氏兄弟來了,我們又聊起了《讓子彈飛》。

高氏倆極不屑這個電影,因為姜文那種對歐美黑色惡搞電影的模倣,如《兩根大煙槍》、《一條叫旺達的魚》。不過,我倒很喜歡電影后半部分的“反抗”橋段,即“姜文”在小城的中心街上扔了大量金錢和槍支,但人民都是第一天晚上偷拿回去,第二天又還給“老大”。姜文在反抗專制屢戰屢敗之際,終於認識到,人民並不因為少數人是正義的化身就跟著你走,還要等少數正義者有勝利的苗頭時,才會跟著你揭竿而起。

於是,影片最出彩的一幕出現了,“姜文”讓手下把“假周潤發”拖到廣場中央,當場砍頭。躲在廣場四週的民眾看到後,相信“革命黨”已經把真老大殺了,揭竿而起也就沒有任何政治風險了,隨後“人民”變成“暴民”,大家衝進獨裁者的城堡進行文革式的“炒家”,老大的部下也迅速變臉,宣佈加入“革命黨”。

革命的轉機就在於殺死“假老大”,我將這一段稱作“殺死符號”。《讓子彈飛》是一個小城的政治寓言,即在辛亥革命後的民主共和國時代,一個理論上已是民主共和國治下的縣城,依然以“買官賣官”和基層政權黑社會化的模式保持獨裁統治。從政治哲學説,任何獨裁統治,無論是秦始皇帝國還是一個帝國最小的政治單位——“縣城”,從理論上,統治模式都是一樣的,即“符號統治”。

在我們的歷史常識中,獨裁統治好像都是靠暴政維繫的。其實不然,因為暴政固然可以“殺一儆百”,甚至可以“殺五十儆百”,但總不至於“殺九十儆百”吧,人民都被殺光了,帝國就剩一個皇帝和一群衛隊也什麼意義。所以,無論中國還是世界歷史,靠“殺五十儆百”的王朝也有過,比如秦朝、隋朝,但都是短命王朝。能維持數百年的輝煌帝國一般都是暴力、洗腦和懷柔三者並用。帝國的專制統治中,暴力只是最後不得不用的偶爾為之的墊底手段,帝國的日常統治事實上主要靠“懷柔”和“洗腦”。所以,專制主義不等於暴政,比如中國長達幾千年創人類史紀錄的封建統治,靠的是一種“仁愛的專制主義”,歐洲中世紀一千年的專制統治靠的是上帝的“慈父的專制主義”,史達林的統治則是革命化的“崇高的專制主義”,即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理想必須實行無産階級專政,骨子裏跟歐洲宗教專制的思想根源是一脈相承的。

帝國的專制統治並非靠鞭子和殺戮,而是靠一套懷柔手段,如價值觀、形象公關及其適當的安撫。懷柔的統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恩威並重。所謂懷柔,並非真的“溫柔”,而是打一下又摸一下,但它是以“殺一儆百”為後盾的。這在《讓子彈飛》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周潤發”一會兒抽“陳坤”耳光,一會兒又變態摸“陳坤”的臉,最後還是把“陳坤”做得血光四濺;二是將自己塑造成公眾“偶像”,比如“周潤發”一直通過宣傳和施財將自己打造成“善人”、“鄉紳”。從傳播學講,這實際上就是操控資訊發佈,對公眾進行“洗腦”。

恩威並重的專制統治的終極境界,實際上就是“符號統治”,這種“符號”的核心含義是:“老大是神聖不可動搖的”。這句話又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有關暴力的,即“老大”是不可推翻的,任何想推翻“老大”的舉動都將招致滅頂之災,一想到要對“老大”不敬,就會想到老大的懲罰,甚至一看到“老大”的照片就渾身發抖;二是有關神聖性的,即“老大”是代表上帝、道德、完美和替天行道,“老大”就是正確、正義和天下為公的化身,一看到“老大”,就內心充滿崇拜和感激之情。這就是“符號”統治。“符號”統治是一種政治的心理控制文化,即讓民眾一看到符號就聯想到鞭子或者慈愛的父母。

所以,帝國的專制統治並不是像文革樣板戲電影裏靠一群走狗天天拿著鞭子舉在人民頭上,而是靠觀念洗腦、愛和崇高的儀式錶演以及日常安使。專制文化特別注重宣傳畫和城市雕塑,進入現代社會,亦特別注重新聞攝影、紀錄片、電影、連環畫、海報的控制引導,這都是構成“符號政治”的一部分,即對帝國人民建構一套催人淚下的有關“愛”、“崇高”、“與民同樂”、“親似一家”等帝國公共文化,比如“周潤發”也會宣揚正義贊助剿匪,中世紀教皇會去救災現場安撫信徒,俄國沙皇會去教堂做彌撒,史達林會和工人農民跳幾圈舞,希特勒會表現出對莎士比亞戲劇的讚賞,清朝皇帝嘉慶會穿打補丁的衣服表示倡導節儉。

專制主義的長盛不衰,其奧秘在於帝國建立了一套對多數人具有感染力的“符號體系”,比如用家族倫理來隱喻帝國與臣民的關係,帝國統治者被塑造成人民的“父親”,專制帝國被比喻成祖國“母親”,帝國與人民被比作一家親共患難的關係;或者控制民眾對世界的圖像認知,比如納粹和史達林時期的繪畫、攝影、雕塑、宣傳畫,把領袖塑造得完美無缺,把反對者塑造成妖魔,把帝國治下的人民生活表現得如同幸福天堂。

前不久,徐冰在一次採訪説,中國目前已進入當代社會,我不完全同意。中國社會是否真正進入當代是值得懷疑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遺風在很多地方仍以各種面目出現及遺存。即使我們當代藝術圈自我標榜“前衛”的人,比如邱志傑為“招安”的辯護詞中亦充滿了諸如將國家比作父親的專制主義隱喻詞彙。即使是反對者文化,像政治波普、高氏兄弟對毛符號形象的後現代諷刺,事實上尚未越出專制文化體系的“反專制”模式,其結果不僅沒有“殺死符號”,或許還強化了“符號”,即對符號的嘲諷有時未必能殺死符號,相反,通過反諷的修辭不僅未能消解符號統治,反而一遍遍激活了該符號走入我們的中心視野,並因為後現代形式被賦予一種新的審美愉悅,使我們對專制符號重新産生“好感”。

所以,藝術乃至中國社會要真正步入民主共和及當代社會,在精神上和語言上真正做到“殺死符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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