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程美信
畫商郭慶祥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藝術家還是要憑作品説話》一文，結果被范曾起訴索賠名譽及精神損失費500萬元人民幣，同為被告的還有《錢，可通神，亦可通筆墨耶》作者和《文匯報》。郭慶祥在文中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可他引用范曾的話語，等於將矛頭直指“范曾”，這種含沙射影的文風顯然不合批評的學術規範。不過，郭慶詳指出范曾作品是“複印式的東西”則反映了中國畫的普遍頑癥，絕非范曾的個別現象，單指某一人不免有失公正。此外，書畫市場是縱容中國畫日益風格化、程式化、複製化的氣候勢力，由於藏家和商販限于古玩趣味，至今沿用“以尺論價、唯古是美、因人而貴”傳統陋規，完全無視藝術的創造性價值和當代性意義。中國畫過於強調繼承傳統，導致它變成了一種僵化的古典技藝，即便自成一體者也是自我風格化複製。
范曾的字畫，從技法功力和審美意蘊方面來説，均屬上乘之作，而非郭慶祥説的那麼“一無是處”。在文革結束之初，范曾的人物畫開啟了“傳統復蘇”的旗幟作用，喚起了人們遺忘的傳統審美記憶，與其時中國現代派繪畫興起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從而打破了“革命美術”教條禁錮。然而，范曾像所有中國畫家一樣，無法走出倣襲古人和自我複製的局限，最終落入千篇一律的套路化創作模式。中國後期文明的萎縮，在美學上已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便是審美趣味的單一刻板和文化創造力的枯竭貧瘠。書畫市場至今沿襲了“以尺論價、唯古是美、因人而貴”古玩標準。對於書畫家而言，先要掌握技法，然後是找到一種成熟的風格，它可以是他人的也可以是自己獨創的，接著便可以無限地製作，不論梅蘭竹菊、山水花鳥或人物走獸，絕不會越出觀賞情趣、筆墨技法的狹隘範圍。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僵化，自然決定了書畫市場的俗套胃口。
郭慶祥在文中説“現在有一位經常在電視、報紙上大談哲學國學、古典文學、書畫藝術的所謂的大紅大紫的書畫名家，其實也過度包裝之嫌。這位名家其實才能平平，他的中國畫人物畫，不過是‘連環畫的放大’”。眾所週知，范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已取得登峰造極的名望，完全沒有必要在今天來包裝自己；他大談哲學國學、古典文學和書畫藝術，雖然不算博學，至少有所專攻，在匠人比比皆是的書畫界，已是“鳳毛麟角”，説他“才能平平”未免有欠厚道。不過，郭慶祥説“他畫來畫去的老子、屈原、謝靈運、蘇東坡、鍾馗、李時珍等幾個古人，都有如複印式的東西。人物造型大同小異”則是不假，因為一名成熟的中國畫家往往處於“背畫”的創作路數，任伯年、黃賓虹、齊白石均不能例外。觀眾和藏家通常只會看重技法表現和筆墨趣味，並不尊重藝術的創造性思想價值以及社會文化意義。郭慶祥和所有書畫商販一樣，離開了這些“複製式的東西”便沒有生意可做，相比之下，范曾的繪畫還算雅致耐看，至少能夠雅俗共賞。
郭慶祥借王九川之名斥責范曾的自我評價：“癡于繪畫，能書，偶為辭章，頗書己懷，好讀書史，略通古今之變”；“畫分九品，……，四品，已成大師，鳳毛歐伯；五品，謂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稱魔鬼，從未看到。我是坐四望五，以待來日”。 范曾的自我定位為“坐四望五”，即已是大師，還可能是五百年出一位的巨匠。這些話不過是畫家“忘形”之言，雖不可全信，但卻能包容，如達利等人一向“天才”自居，藝術家自以為是是一種自我激勵，切不可斤斤計較。中國近、現、當代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藝術大師，更別説五百年出一位的巨匠，全然在拾古人或洋人之牙慧的匠人。當前中國書畫界則是“要技術沒有技術、要思想沒有思想”，再高的市場“天價”也不能改變這一嚴峻事實。
同被范曾列為被告的謝春彥，他在《錢，可通神，亦可通筆墨耶》文中更是挖苦之能事，根本不算是什麼嚴肅的藝術批評，既迂腐而又酸腐。他説：“還是以賣得火，吹得火，勢得牛的范三官人為例，那種仗勢霸氣，硬而實軟，華而不實，稀缺內養，呆板顢頇的筆致，貌似清雅的俗綠惡青，摻了些墨抑或石綠的冷赭膚色，手與足的結構亦並不合理協調的搭配，哪還有什麼好靈魂在耶!其粗俗豈止‘風骨’，豈止‘氣勢’，豈止‘年年把舊帽端出’，那筆與墨恐怕在通俗之外就尋不得多少陽春白雪了。此真為賣得火、狂得大而導致錢通筆墨的失敗之最標準意義上的實例矣。嗚呼哀哉，筆墨一經錢之通，非但精妙損失乾淨，元氣既無，在技術層面的筆墨也就大告而不妙了。”中國畫的評判標準始終是“筆墨”、“風骨”的陳詞濫調，歷代文人如此，今日范曾和謝春彥仍在老調重彈。老實説，中國文人面對權貴勢力，從來都沒有真正的靈魂“風骨”。中國畫的套路化的筆墨情趣，不光反映了藝術創造力的內在枯竭，還表明瞭整個社會文化的守舊沒落，否則那種“複製式的東西”就不會充當“天價”藝術品。
當年郭慶祥以4000元一平尺成批買下范曾作品，隨後便轉手拋出，換到今天是１９萬元一平尺。明眼人一定清楚，范曾在08年之前一直受官方特殊“關照”，它構成投機者的心頭之患，這便是郭慶祥拋手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出於“複製式的東西”，否則他便不會涉足書畫買賣，因為中國畫的程式化創作模式已不止一朝一日，更不是范曾一人。吊詭的是，書畫商販的大發橫財，靠的這種“複製式”的東西，它們最大不同在於觀賞品相的優劣，本質上全是複製古人或自我複製的套路行活。書畫家們之所以要迎合“以尺論價、以古為美、因人而貴”市場胃口，原因是中國炒家和藏家根本不尊重藝術的創造價值、內在思想、社會意義。千篇一律的“複製式”書畫作品，不過充當了貪官洗錢、市儈風雅、奸商行賄、騙子做局的工具需要，這也是中國古代文明衰變的精神根源，簡單地説就是“玩完了”。郭慶祥的憤憤不平，只會在4000元與19萬元一平尺之間尋找心理平衡，否則他就不是中國的字畫商販。可以説，一個字畫商販的藝術趣味，是絕不會越出古玩胃口，強調再多的仁義道德也不能改變其稟性品位。
誠然，范曾起訴郭慶祥是完全不妥，不論的意圖如何，至少他説出了中國畫套路化的普遍通病。其次，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有義務接受人們的質疑與評議，不能人言不利自己便動輒對簿公堂，那樣不僅造成大量社會消耗，同時有損言論自由的包容氛圍。凡是經不起批評與否定的藝術，一味兒地讚美都是不可確立的。藝術家和文化人應當要捍衛言論自由的精神原則，否則藝術就不能擁有自由地表達。對此，媒體對范曾狀告郭慶祥提出批評是合情合理，只是對它的背後危機缺乏洞察，中國畫創作的套路化與藝術品市場的古玩陋習，它們存在一致的共性通病。像郭慶祥這樣的字畫商販，本身就是中國畫創作套路化、市場泡沫化的推波助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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