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逸鴻
藝術批評是關於藝術的探討或著述，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想知道藝術作品的意義和重要性。因為藝術反映人類的價值和理解，所以，從根本上説，我們為理解我們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為否定他人的存在而批評。藝術和藝術批評因而成為我們傳達給自己有關我們是誰，我們所信仰的和所感受的東西的一個主要途徑。
人人都可以對藝術作品和藝術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和評論，也就是説，人人都有資格和權利來對藝術進行“批評”，但這不是説，人人都可以做“藝術批評家”，正如人人都有資格和權利有能力來畫畫做藝術，但並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一個人，之所以成為“批評家”或者“藝術家”，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幹了與之有關的事，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背景，教育程度，他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感覺的敏銳性和價值觀以及知識結構決定了他是否適合承擔藝術作品的批評工作和創造工作。出現很多拙劣的作品和批評的根本原因在於，藝術家和批評家在知識結構，價值觀和視覺敏銳性以及智慧和學養的不足。
嚴肅的藝術批評不是八卦般的説三道四，更不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我曾經在《我心中的批評》這篇隨感中具體説過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將新聞爆料，緋聞軼事，甚至出自嫉妒憎恨的攻擊謾罵，都視為“藝術批評”，這是過於籠統而盲目的看待“藝術批評”的意思了，這也是對嚴肅的學術批評和他人生存權利的一種不尊重。批評家呂澎先生在2003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權力與信念》，文中對批評的主觀任意性進行了反思，同時也對批評要依靠權力來生效的現實機制感慨，最後提出批評需要“信念”，他提出了問題：“批評家從事批評工作究竟是一個行業還是一種涉及思想成就的信念？”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是以畫畫為業，以教書為生的人，但是我也喜歡讀書思考寫文章，我喜歡觀察很多現象，思考很多理論，閱讀藝術的歷史，積累於心的想法多了，不可避免的，我就要從我個人的角度對很多事物進行“批”和“評”---就是分析，評論，判定，我相信不只是我，我們每個人對事物現象都有自己的信念以及由之産生的看法，每個人對於客觀現實和自己的生存處境都是有話要説的。有的人相信杜尚是最偉大的藝術家，有的人相信他是混混，有的人相信畢加索的作品是傑作，也有的人覺得那是垃圾，我們都有自己的信念，因而，我們都會依據自己的信念，也就是價值觀來對事物作出自己的批評，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凡被稱之為“藝術”的應該具有可塑性和開放性，越優秀的藝術品所提供給人們的闡釋空間越廣闊，因為藝術他具有曖昧性和歧義性。
作為藝術作品它肯定會具有一定的空間對不同的闡釋和批評持接納和包容之態度。因此，批評家可以在一個舊文本中發現新的“作品”，也可以在一個“新”的作品中發現舊的觀念，這就是説，批評家他具有一定的歷史感和歷史知識，同時他也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可以分析出什麼樣的作品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價值，這就和普通人對藝術的“批評”有所不同了，而這不同，很多時候是一种經驗累積才能看得出的，正如古玩鑒賞家一樣，老的肯定比年輕的辣。但是，藝術它和古董還是不一樣，藝術它更多的面向人類的意識的未知和知識的開放性，面向當代的個體體驗，就這點而言，年輕批評家要比老藝術傢具有更多對藝術品的判斷批評的優勢，要知道，人的知識結構也有老化的過程，而且，人的認知結構隨著年齡增大，也基本上傾向於冥頑不化，像格林伯格這樣有水準有修養的大批評家在人生後半期都固執己見，排除異己，那我們對現在的批評家做出“公正和客觀”的要求，就似乎有點太不近人情了，“公正和客觀”，我覺得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就是神也做不到，而讓老一代的批評家來客觀甚至深入的批評分析最新銳的藝術現象和藝術形式這也幾乎不可能。人都是主觀的，外界的一切都是我們主觀意識的産物，人和人的想法總是不同的，而且，並沒有誰的想法就必然要比另外的人更牛逼的道理，因為再牛逼的想法和説法，最後都要經過“共識”的門檻和他人發生關係，要經歷“歷史”和“常識”的無情檢驗。正由此，心平氣和的批評和相互尊重的開放式交流今天才會變得如此重要，在人人相爭的達爾文式的江湖社會，期望“尊老愛幼”這個傳統能在藝術界和知識界繼續發揚光大幾近烏托邦之夢。為了改變這樣令人悲觀的批評界的狀況，帶來積極的變化，有責任感和“人品”的批評家必須在尊重歷史傳統和理性精神的前提下産生足夠的新看法，在當下的常識框架之內尋求點滴突破，所以，真正有價值的批評，産生不易。而如果批評具有真正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那必然會形成塑造歷史的力量，産生批評的功用，批評沒有生效，是因為其不符合歷史趨勢，不具有現實意義，廢話，謊言，媚語，聽著很好聽，但是都沒有任何塑造現實和歷史，形成價值和意義的能量。
有人認為藝術家和藝術品存在著廣泛一致的評價，甚至想建立一個藝術的“標準”，這一觀念是錯誤的。很多藝術品剛誕生的時候，都是違反當時標準的，都遭到了謾罵，攻擊和詆毀，最後，依靠各種現實條件，當他們的作品形成了氣候和趨勢之後，逐漸被大眾所接受，最後形成了藝術史上的“共識”，但是，這不是説共識是標準，藝術史是標準，這藝術史的推進要靠更多的違反標準的更新的藝術品來作出，藝術史的存在是為了質疑人類的“共識”，質疑我們頑固不化的習慣性意識框架的。梵谷當年的畫作送給朋友朋友都不要，馬蒂斯剛出道時被批評家譏諷為“野獸”，而畢加索剛露臉的時候，他作品所在的展廳被觀眾諷刺為“恐怖地帶”。沃霍爾最早的時候根本不被認為是藝術家，而優秀的中國藝術家丁乙早年的抽象藝術實踐曾被很多人認為“不會畫畫”，他一度被認為是“花布設計師”。
理性的藝術批評于感性的藝術實踐而言，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好的一面來説，有時候，藝術批評的意見會讓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時期得到青睞，從而塑造歷史，特別是這批評的意見來自權力人物，比如美國國寶級現代藝術家勞森伯格，就是被卡斯蒂裏這位藝術巨商給“批評”出來的，從一個像撿破爛一般的無名藝術家一路推倒威尼斯雙年展的代表美國文化的藝術大師地位，作為藝術巨商，卡斯蒂裏對美國藝術史的貢獻要比一般批評家大的多，沒有他，也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波譜藝術以及大衛薩利，施納貝爾為代表的七十年代藝術家群像。而當時另外一位大批評家格林伯格則是真正的發揮出了作為批評家的全部能量，無中生有的“批評”---梳理分析歸納出一個“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流派，和波譜藝術一道建立了“美國現代藝術”這個大廈的基石。
在目前的時代，我想批評家們都應該很清楚，做藝術批評是比較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就對藝術和社會思潮的影響而言，批評現在軟弱無力，因為當代藝術存在的範圍超越了其他表達方式的所及之處。換言之，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通過語言的解説來了解到藝術是什麼。即使在藝術的內部，一流藝術和二流藝術的不同之處也是無法用語言來加以明確和合理的界定的，就好像你無法界定誰的”靈魂“比誰的更加高貴一樣。這樣的現實非常令人尷尬，不但令批評家尷尬，還令藝術家尷尬，就像批評家呂澎先生在《批評，權力與信念》一文中自己所坦言：“在討論批評問題之前，我必須承認我自己對批評事實上是無知的。儘管我斷斷續續閱讀過有關批評的理論著作，閱讀過不少批評文章，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什麼是大家所説的批評。某個個人（他被稱之為批評家）的以文字來表述的“批評”究竟在什麼層面上是有價值的呢？他如何告訴我們一個藝術家作品的內在含義？關鍵是，一件作品真有內在含義嗎？”
呂澎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問題，在當今仍然有現實意義，甚至問題變得更加嚴峻。藝術批評的問題其實質不在於藝術批評本身，而是在於如何理解今日的和以往的藝術實踐的合法性的問題，呂澎先生説自己不知道何謂批評，那他撰寫的洋洋灑灑的“中國現代藝術史”是什麼呢？用他自己的話來問：它“以文字來表述的“批評”究竟在什麼層面上是有價值的呢？” “他如何告訴我們一個藝術家作品的內在含義？” “關鍵是，一件作品真有內在含義嗎？”。。。。
我覺得呂澎先生在2000年以後的對藝術包括自我的看法和想法都有一種焦慮和糾結的意味，這種焦慮和糾結來自對藝術實踐和現實之間的所産生的矛盾的更深入的認識，他好像一直在尋找一個恒定的一貫的“價值”，在著力塑造或者説在挽留一個“歷史”---關於自我的，也是關於藝術的，但是，這個尋找恒定的自我話語和固定的主體權力的目標註定是不可能靠思考與寫作來一勞永逸的實現的，呂澎先生也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轉向了“市場，操作，”用“行動即書寫”，通過“改造歷史”的行為來為藝術批評和自身存在以及中國現代藝術在當代社會的合法性生存和發展尋找新的可能性。這個過程，我更願意將之看作是自我的拯救而非歷史的改造。“找自己”，大概算是這新世紀即將全部過去的十年中藝術界的基本心理主題吧。
其實，我覺得對於藝術批評的現狀和遠景都沒有必要如此悲觀和焦慮，藝術批評家是藝術家的“助産士”，前文我們已經看到了歷史上批評家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藝術批評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古代畫論，就好像我們今天的藝術批評一樣，這些畫論是中國藝術史上的重要文獻，即使放在最新潮的當代，就説最張狂的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吧，他也很在乎文字的作用，他在自己的自述中説，他在日本之外的任何一個展覽，都非常審慎的對待展覽的外文介紹文章的翻譯情況，比他的作品本身還要重視，因為，他覺得，絕大多數觀眾是通過文字（藝術批評）而不是通過作品本身來了解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我覺得如果批評家不太在乎是否要建立自己的話語權，他就不會很在乎批評是否“生效”是否有意義的問題，因為，事實正如我在開篇所言：“藝術批評是關於藝術的探討或著述，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想知道藝術作品的意義和重要性。因為藝術反映人類的價值和理解，所以，從根本上説，我們為理解我們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為否定他人而批評。藝術和藝術批評因而成為我們傳達給自己有關我們是誰，我們所信仰的和所感受的東西的一個主要途徑。”
當我們能對藝術批評有這樣一個基本而樸素的認識，我相信，藝術批評就會自然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力，彰顯自己本色的信念，進而為自己對藝術和存在的理解，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做出實質性的必不可少的貢獻，而在今日一些年輕批評家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能看到這樣的端倪了。實際上，在我接觸到的藝術家中，和很多堅持在當代藝術這個領域從事工作的人，不管賣錢不賣錢，獲利不獲利，內心都有一個價值標準和理想信念，在很市場化的今天，大家對藝術真正的價值觀，還都是有需要和追求的。正如我所欣賞的年輕批評家付曉東所言：“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面臨的生存問題，和上一代人應該也有很大的不一樣。我們不應該再糾纏于寫文章收錢還是不收錢，這已經不是問題。我覺得藝術這個行業目前來説是不差錢的，在八、九十年代，經濟成為當代藝術發展決定性的問題，現在不是這樣，有很多畫廊和機構都需要舉辦展覽。在這個時候，更多的還是如何做得好的問題，如何在這個過程裏面調節各方面的關係，能夠實現自己的理念，這個就取決於每個人判斷的問題。目前對大家來説，都沒有必要去逼迫自己去寫一些心不甘情不願的東西，這跟藝術家的創作一樣，你是在探索，還是在畫行貨？包括展覽也是這樣，我們都可以有選擇，在選擇的面前，我們有力量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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