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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京,瞿廣慈專訪:藝術市場改變了什麼?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12-15 21:15:15 | 文章來源: 藝術國際

主持人:一天之中像你們這樣的職業藝術家工作時間怎麼安排?

向京:我比較簡單,因為我就像時鐘一樣每天特別固定,作息時間很標準,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遛狗,收拾差不多,八點半到工作室,一直幹到中午十二點,回家吃中午飯,休息到兩點半到工作室幹到差不多六點半再回家吃飯。

如果有時候連續做大批量作品的時候,晚上會再去一趟,到十點半回家睡覺,非常準時,以至於我的助手會根據我的作息時間基本上知道,他(瞿廣慈)就比較複雜。

瞿廣慈:我是屬於比較有規律的混亂,現在已經不當老師了,我覺得頭一年我從大學裏退出來之後,我覺得幹得時間比較多,跟她差不多。

有一陣我還跟著她,我按照你的節奏試一下,我發現跟不上,太累了,她的工作時間和量太大了。

主持人:每天超過八個小時以上?

瞿廣慈:那時候肯定是。原來在我研究生畢業之後回到上海之後頭一年,我們倆都在大學當老師的時候。

記得第一年的時候我們倆幾乎就沒有休息的時候,有一年休息了大年初一的上午,下午就開始工作了。

2000年,那時候學校給我們一個車庫當工作室,我們倆特別激動,年前把那個房間弄了一下,我們年初一下午就開始工作了,那年幾乎沒有休息,上午有課,下午就開始工作,晚上還在那裏做。

那時候家基本上就是一個旅館,後來我在學校裏當了領導管了更多的項目,逐步把自己鍛鍊成隨時調節進入創作狀態的人。

從大學出來之後基本上變得非常隨性,什麼時候醒來就看看報紙。

因為我們中午都要回家吃飯、休息,中午十二點假如吃飯的話,我到十點半才到工作室,很多人覺得上午就不用去了,但是養成習慣了覺得非要去。

到了那裏一個半小時馬上能進入工作狀態,這就是我當時在學校裏當領導、老師養成的一種能力。

上兩節課中間15分鐘打開一個臉、一個手就開始做了,但是我覺得從去年到今年這段時間更緊張。

因為我更多的時間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兩個地方。

主持人:在唸書時工作狀態是什麼樣的呢?

瞿廣慈:我們倆是屬於比較勤奮的學生,基本上都在工作室待著。

我在讀本科的時候是住在工作室的,當時工作室外面有兩個小房間,其中一個小房間被我霸佔了,裏面有一張床,晚上熄燈完後我就在工作室睡覺了,到了研究生的時候,基本上也是這種狀況,沒住在宿舍裏頭,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這樣。

向京的時間始終特別有規律,好象有時鐘能夠控制她。

主持人:什麼原因促使您可以工作那麼長時間?

向京:我肯定是一個很無聊的人,我覺得確實是這樣,面對現實生活來説,他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人,我們倆從性格上來説相反,而且包括朋友,他的朋友非常多,他的朋友變成我們倆共同的朋友,經常是我的朋友變成他的朋友,大家覺得他非常好玩,我非常不好玩。

有一次一個朋友跟我在一起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出國在一起住),發現我這個人是非常無聊的,我想原來是這樣。

至少面對很多生活的時候我是很單調的人,我願意把更多精力和自己的能量放在一件事情上,而且持續不斷地有這樣工作的延續性,這可能是我活著有價值感的方式。

瞿廣慈:尤永説抽點時間和我們聊天,我們開車的時候就説這樣的事。

他説他好多的朋友覺得更喜歡跟我在一起玩,她覺得怎麼是這樣的,尤永説有可能大家覺得不好意思浪費你的時間,你總是一個很高端的人,你始終在工作,別人想一旦跟你談一些相對比較無聊、世俗生活的事會覺得不好意思,廣慈比較隨和,大家都覺得他比較好玩,大家願意和他玩,比較願意浪費他的時間。

主持人:比較能深入到你的生活中去。

瞿廣慈:我的興趣點比較廣泛,包括我的作品涉及到更加社會一點、外相化一點。

有時候並不是需要內心平靜的環境,更多要生活的截面是比較大的,尤永覺得説我挺嫉妒你們藝術家的,你在上海創作,到北京跟人聊天交往又能獲取養分,我現在必須得寫點東西就像你們創作一樣,我説這個想法挺好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現在有沒有接觸到學院的學生?您原來是當老師的。

瞿廣慈:我和向京都是到上師大當老師的,我們倆共同成立了一個專業。昨天院長還給我打電話,我們走了年輕的老師上來之後,沒有我們這種中等級別的老師,這個專業要取消了,要我幫著找找有沒有合適的(老師),我自己想説的,其實一晃我們從年輕老師到中年了,從一個學生轉成在大學當老師的時候屬於半職業的老師,最後轉成職業老師。

學生基本還是一種業餘狀態,或者學生的職業是學習,正在積攢技術和知識的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因為在中國的學院裏頭,我覺得大凡存在的是半生半熟的藝術家,他沒有經歷過真正市場的洗練。如果説真的是把他們扔到體制當中的話,能不能真的是依靠自己的藝術活下來,現在還沒有成為一個定論。所以更多實際上教給學生的是他職業裏所積攢的經驗,時間長了這種知識和經驗遠遠不夠。

尤其在我們讀書的那個時代裏,我很強烈感覺到社會發展快,視覺經驗越來越豐富突破了我們的想像,實際上在這一塊要比專業的學校靠前了,我的意識,包括作為學生,在一個藝術院校裏真的要成為職業藝術家的話,要教他們如何經營自己、如何和市場打交道。這些學院裏都教不了。

這些老師本身和市場是脫節的,但是我覺得如果説它是脫節的,同時還需要讓學生服你,用的一些方式會偏向另外一塊,我總是覺得學生實際上是挺難在這樣的環境裏頭真正強大起來,真正長好,總歸是有點怪怪的。或許這個學生在某方面特別有才華,最後沒法被固定下來,靈感很多,我們考學機制儘管是非常不好,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年輕人的資源淹沒在考學機制裏面,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才在裏面。

如果真的是能夠碰到比較好的老師的話,或許這個學生就有機會出頭,但是這裡麵包含的東西特別多。我們倆是運氣特別好的,我們讀書是在中央美院,那個時候碰上了比較好的老師,我們本來是要留在中央美院,沒有留成,把我們甩到原來等級殿堂之外,被北京和中央美院拋棄出去,我們在曠野裏面發現這塊東西是另外一個土壤,慢慢也長大了。

我覺得還是要感謝當時在中央美院所掌握的一些東西,至少是技術,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這個年齡段的有些學生還是掌握了很好的技術,首先從技術方面講出去還是比較強的,也是因為離開體制之後,有了給自己反省的機會,或者我們比較快的被市場發現,早早進入市場。

我們倆還是比較幸運的,我們在大學裏面當老師,當到一定程度覺得大學的確不能這樣待下去了,下決心出去了。

主持人:可以自主地選擇,很主動地去選擇?

瞿廣慈:差不多是這樣,你可以説“NO”,這就是強大,還要想將來的退休金怎麼辦那就不行了。

主持人:您剛才説對於技術,中央美院的學生,特別像您這個年代的,往前考學您考多長時間(中央美院)?

瞿廣慈:我們倆屬於科班出身,我是浙江美院附中,她是中央美院附中。

她考附中一年就考上了,我考附中考了兩年,之後我就特別順利,我考大學、研究生就考上了,我摸到了考學的門檻,不管考本科、研究生都知道怎麼考,畢業創作怎麼做,我是比較能揣摩,可能是我豐富的性格,我可能會比較揣摩這些東西。

我覺得向京考大學的時候不太順利,跟她內心比較特別有關係,或者有一種限制性。

我覺得如果真正從本科學生轉向有特色的藝術家來説,我覺得她轉得更加順利一點。

主持人:從哪個角度講?

瞿廣慈:她讀本科的時候做的很多東西已經非常好了。

向京:我覺得應該把教育和作為藝術家分開來説,教育是比較大的話題,其實在中國不好説,因為我覺得制度本身有問題,如果從理想的角度去講教育的話,説來話長,另外找個時間多找些人仔細談。

如果説怎麼成為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講,從我們倆人生的經歷來説不管怎麼樣,不管他附中考了幾年,我大學考了幾年,都是相對比較順利的,我們的順利還在於我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大的時代背景不能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所以我覺得我們肯定是幸運兒,在我們做這麼長時間的學生,和這麼幾年老師的經驗綜合來看的話,可以看出來在中國真的很特別,中國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從學院出來的,在國外都是很特別的。

主持人:你們和國外的藝術家接觸過嗎?

向京:一些著名藝術家都不是從學校出來的,甚至有些經歷複雜幹過很多事情。

為什麼我們説很幸運是在北京讀的書,我只能説北京這個城市雖然生活很不方便,但它真的是一個特別適合學習的地方。

我只有在上海待了這麼多年才發現在北京生活多麼不方便。

主持人:比如哪些方面呢?

向京:比方説城市太大了,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買個東西都很難在附近找到,總要走一段距離。

瞿廣慈:上海市區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步行的,北京根本不可能考慮步行。

北京過去的衚同老年人走幾步很方便,我在想現在北京肯定適合年輕人在這裡發展,有抱負、有野心的人在這裡。

向京説得就是這種物質的來之不易,人更多可能會去考慮一些其他的東西。

主持人:為什麼工作室會選擇在上海?據聽説在北京也有工作室?

瞿廣慈:因為向京本身是北京人,我的二十歲到三十歲在北京(應該是最好的年華)。因為我是上海人,當時因為北京留校各方面不順利,家裏希望我回上海,那時候向京和我一塊回去並且結了婚。

主持人:大概什麼時間?

瞿廣慈:99年,我是在這兒(北京)讀的研究生,經歷了中央美院從校尉衚同搬到這裡(北京電子器件二廠)的過程,曾經在這裡操場上打球,這裡是階梯教室,下面是錢紹武和于凡的工作室。

我覺得去了上海十年之後,實際上當時對我們來説不是很強烈的感覺,以前我們讀本科、研究生的時候,始終是在相對平靜的環境裏,到了那兒之後基本上是當老師,基本上是從學院到學院,無非就是感覺一脈相承地想自己解決自己,等到你不作為一個學生之後必須要扔掉學生學習的拐杖之後怎麼做,必須要去一個新的世界,孕育出一個新的東西擱在那裏,這個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

向京經歷了從青春期的一個女生做作品變成一個成熟的藝術家,繼而是一個關注度很高雕塑家的時候,她必須要拿出跟她自己認識世界相匹配的深刻度的作品。

這幾年因為單純的環境,也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時間去搞這些東西。

以至於我覺得這也是比較幸運的,假如那幾年在北京的話就被這股潮流衝垮了,自己的根基其實還不太穩健,焦躁和狂熱有可能會對我們的創作狀態有影響,我覺得我們還是挺幸運的。

主持人:向京老師怎麼看上海?

向京:我肯定是不喜歡了,我覺得我不喜歡是正常的,我是北京人,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氣質上差別特別大。

我是北京的氣質養大的,到上海百般不適應,開始的時候天氣不適應,老下雨,冬天潮濕發黴,那個地方氣質太陰了。

我覺得還是水土不服,自己和這個城市銜接不上。

第二個不適應就是語言不適應,我在上海性格大變,變得比較內向,突然失掉自己的語言,原來在北京隨便説開玩笑什麼的。到上海別人開玩笑我聽不懂,自己開玩笑別人聽著也不逗,語境突然丟失了,從客觀原因我可能有很漫長的痛苦適應過程。

現在從生活角度我更習慣上海,上海有很舒服的家,適應它的生活也挺容易的,物質基礎到達一定程度之後,因為人更容易習慣舒服。但是我覺得即便我們情況已經很好了,住的情況很好,我和那個城市還是衝突的,好象是骨子裏面的東西。

瞿廣慈:物質問題解決了還是需要精神層面的。

向京:好象始終有精神問題。

主持人:上海有更多的朋友嗎?

向京:也交了很多新的朋友,交友方式也會不一樣。朋友在哪都一樣,只要開心就好,包括離杭州很近,他在杭州也有很多同學。他就是一個蝙蝠,這種感覺蠻好的。我覺得這種東西就好象只有在人移動之後再回去看,原來那個點和你看現在這個點才會有一個對照,你會有一個判斷和認識,不管是對北京,還是對上海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認識,另外其實你對自己也有一個認識,比方説自己內心放在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這種不適應會存在你的自我意識感。

我覺得這幾年對我來説在創作上是非常重要的沉澱過程。

主持人:從哪年開始?

向京:99年到現在,創作的最高峰,經歷的最重要的成長期都是在這十年完成的。

有這麼一個相對比較平靜,比較被孤立的生活狀態,我自己的人格也比較平穩地過渡過來了。

對我來説儘管不喜歡上海這個城市,肯定是我成長中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我在北京成長的階段也是盛開的,充滿了最美好的記憶我最好的年華在這兒,假設我一直留在北京的話,我一定是一個更加狹隘和任性的人,我在上海的經歷讓我人格更完整了,對待很多東西會很成熟,看東西會很多面,就像站在對面老是從這面看,有一天突然站在背面看會看到更多角度理解更多。

瞿廣慈:更有層次感、厚重感。

向京:包括有做老師的經驗,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因為我這個人對體制很排斥。有些男性的這种經歷和學院情節要比我重得多,我始終願意保持比較獨立的狀態,他在體制中掙扎的東西可能會更多一點,上海又是一個體制感很強的地方,要比北京強很多,尤其文化上很多事情都是由一個體制內的狀態去實現的,在上海會強烈感覺到體制的籠罩,你會對體制的東西有更多的認識。

瞿廣慈:向京肯定跟我不太一樣,我的生存能力更強一些。我十六歲就離開上海去杭州讀書了,我同學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上海人只有我一個,不可能説上海話,我的思維就是普通話的思維。

後來又跑到北京去唸書,感覺這種體驗很強烈,一下子給了我雙重體驗之後,我的體驗會很豐富。那個時候我和她説,一個人假如讀書、生長、生活、嫁人、生兒育女都是在這個城市,這個人是不會有出息的。當然也成就了她,我相信她在上海那段時間肯定是更加孤獨和我的體驗不一樣,至少我在學校裏頭,我們一塊開會,大家都説上海話,我也跟著説兩句,想像一下假如她坐在旁邊肯定會覺得我和這些人離得太遠了。

向京:原來生活的地方在北京,等於在北京生長,這種優越感是天然的,又是中央美院附中、中央美院,覺得自己是根紅苗正特別優秀。當你到哪兒突然發現怎麼我也變成邊緣了,體會到了弱勢群體的感覺。

瞿廣慈: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家有強烈的願望,看完作品做完之後是什麼樣子,這樣的願望迫使自己不斷往前走,為什麼説能夠在那裏吭哧吭哧地幹,我們倆都是,尤其她就覺得做作品是很痛苦的事。

主持人:痛苦在哪?

向京:不是簡單地説痛苦,這東西是特別乏味、單調的過程,你天天看我幹活覺得我在那裏幹嘛,幹好幾天沒有任何效果,畫畫畫兩下落在那裏就好了,雕塑本來就是一個很恐怖的過程,心裏有一盤棋慢慢想做成那樣,重新開始到那樣這個步驟太多。

作為藝術這件事最大的快感在哪?這事只有你自己知道,別人都不知道,別人看的都是外部的東西,別人看我就是很無聊的人,翻江倒海的事都是在我內心發生的,比方説自己在那兒做東西,別人説你怎麼能忍受這麼無聊的過程,對我來説自己每天在幹活的時候腦子不停地轉,我相信他也這樣腦子從來沒有空白的時候,始終在想以後工作的東西,一直不停在編派自己將來要做的東西的系統,創作本身的含義很多東西就像你內心的一場大戲一樣,自己心裏特別有數太複雜了。

主持人:向京老師的作品做完會請人去看嗎?

向京:我覺得我這個人這方面的慾望特別強烈,我特別喜歡展覽,特別喜歡聽誇,我相信一個好的藝術家都是有表現欲的。

瞿廣慈:這種承受力逐步增加,原來隨便誇一句她就很高興,現在不往死裏誇就不能使她愉悅了。

向京:我這個人是個特別喜歡展覽的人,我這個人對這方面兩面,比方説我在創作的時候絕對是特別封閉的,很自我,甚至完全不和他交流,我們彼此之間都不交流,他有時候會問我,會跟我講什麼想法,我最不願意跟別人講,做完之後展覽的時候我太願意和別人分享了,甚至整天待在展覽現場碰見陌生人,人家要願意問我都和他講、解釋、交流。

瞿廣慈:這種被人認知肯定是每個藝術家強烈的願望,我們都一樣,我們倆比較好的一點,不太會説你不好的那一部分,願意使彼此保持非常好的狀態,我們倆性格都是這樣,這個傷疤非要去挖,我們更加願意把這個傷疤最後描繪成一朵花,我覺得更多是這樣,包括創作狀態彼此之間的鼓勵比較多,彼此之間也能互相欣賞。

主持人:保持一個好的狀態是一個藝術家必須要處理好的一件事情。

瞿廣慈:到現在為止,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豐富了,其實對藝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怎麼樣才能夠不斷地滿足人對藝術的要求,我們所謂的精神與需求,或許現在世界物質越來越強大還是需要藝術,每個人還是把藝術當做不管是神明、靈魂、棲息地,這塊土地肯定是要要求有不同的花朵和果實,肯定不是説藝術跟社會無關,藝術只是個人的,我覺得不完全是,我們倆就很不相同。

向京:我覺得我們倆的不同點在於創作出發點、關注的角度、關注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從來不會覺得藝術不是自己的事,任何一種創作不管音樂、藝術、文學也好,最重要的肯定是代表著人類對人生、世界的思考,這種思考是要説出來的,為了和別人分享,即便是他這樣更社會性的藝術,像我這樣更內向的藝術……如果一個藝術家,陷入到完全自我、小我的狀態裏面,一定是糟糕的藝術家,即便是在做更個人化體驗的藝術,最終拿出來呈現出來的東西也是在人性深處是有碰撞的。

我經常和人講藝術有時候就是一面鏡子,任何人在上面照的是自己,這個東西絕對是可以分享的。

我想不管去反映本質性的問題,反映當下時效的社會化現實問題的話,其實都是為了把問題揭示出來,並且這些問題是給大家拿來討論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糟糕的例子,藝術做到最後就是自己表達得爽,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是很反對這種類型的藝術的。

主持人:瞿老師你們二位都是從體制中間出來,兩個人都反感體制,商業、市場也是體制,怎麼樣來看待這樣的體制?對價值觀有改造嗎?

瞿廣慈:我覺得從體制裏出來你必須要接受另外一個體制,只不過體制的生長期不同,原來舊有的教學體制已經到了我自己無法忍受的地步,相對而言變成了霸權,消耗你生命無聊的機械,但是我覺得在某個時期或者説在我們那個時期,我覺得市場是比較有生命力的一股力量。相比較而言,它在那部分上面更加具有民主的層面,或者説大家怎麼樣去用市場的手段表現它的喜好和反感,甚至是漠視、輕視。

在所謂的權威被某種體制捧起來的時候,在市場上得不到反映,意味著它在那裏是無效的,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説,我們肯定喜歡在這樣的平臺裏面和大家進行平等的較量。

我覺得在這塊上市場給予了我們充分的自由和權利,我們可以動用我們的力量、智慧、才能、才華,我覺得市場不分地理位置,我不會説因為在上海,你在北京必須要賣得比我更高,相對而言是比較公開的,儘管也有人説是操作,但我覺得操作只是局部性的,大的層面是無法操控的。

所以我覺得當時我是特別敏感地感覺到,雕塑在美術行噹噹中是相對邊緣化的。它非常尷尬,比如説所謂策展人時代的時候,不被策展人所接受。策展人覺得這個太傳統了,當時我們記得很早的時候,有一次易英老師要給向老師寫篇文章的時候聊起來,易英老師説別做雕塑了現在趕緊做裝置吧。

這都屬於關係比較好,給年輕人一個開導,雕塑沒戲,因為整個當時藝術的生態是所謂進化論。

你現在得趕緊做裝置、裝置完了做行為,總而言之要麼最後把手切了,當時的確挺絕望,我覺得我們的能力就是這些東西,然後市場這一塊其實也並不是特別看好,畫已經賣得特別貴的時候,雕塑很小很便宜,經歷很長的一個過程。

雕塑本身這塊又有另外一個市場就是所謂甲方的市場——城雕,那時候所謂成功人士基本上是接城雕的人,我們倆又不太能接城雕,即便是接城雕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變成一個商人了,我認為真正的商人肯定不是畫得賣得特別好的人,真正的商人肯定還是那些去接一些項目,怎麼樣和政府打交道,怎麼樣和官員打交道這些人,我覺得存在這一塊。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相信所有的一切是可參照的,你去看看西方職業藝術家是怎麼活的,我覺得只要對自己那塊有信心的話肯定能做得出來,我就跟她説至少我們將來可以靠藝術生活。

我怎麼覺得別人賣得這麼高,我為什麼賣得這麼低,我們畫畫的早就畫得更有錢了,怎麼做雕塑這麼費勁,這個市場就是一步步接受的,先是從國畫開始,然後油畫、雕塑、裝置、影像,雕塑還是挺滯後的,到目前為止真正能夠在市場上有一定影響的雕塑家還是特別少,這也是我們的問題,反過來説即便全世界而言雕塑家總歸是很少的,但是一個雕塑家佔有的市場特別巨大。

向京:我們應該是市場裏面的受益者,我比較贊同他講的,我們曾經是經歷了官方體制(實際上是很不喜歡),我們不可能進入那樣的體制,曾經有一個學術的江湖,在江湖裏面我們也是很不適應,也有很強烈的被排斥感,江湖需要混。

瞿廣慈:跟在大學裏要為了混一個副教授、領導一樣,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向京:就我們倆的方式和性格,市場給了我們一線曙光,發現這東西讓自己生存下來,生存下來就可以擺脫對其他那幾種體制的依賴和困擾,覺得這當中獲得喘息,甚至有一種自由的感覺,其實是一種民主的方式,至少在某種角度上真的是公開、公正的方式。

我們在市場裏面這麼多年了,我是從95年做第一批作品就開始賣了。

主持人:95年賣過作品?

向京:95年剛做第一批東西,我跟他不一樣,我這個人晚熟,我是做不來題目的。除非把我這個竅打開,自己的東西才能發揮出來,揣摩別人的東西很難做,

第一批東西賣了之後覺得這是生存的辦法,這當中我很掙扎,我在自己家教裏面覺得好象賣東西掙錢是很可恥的一件事,總會覺得不好意思,我開始幾年裏面會有特別大的掙扎,排斥直接和別人談這個作品多少錢,講價我會特別痛苦,我覺得太沒尊嚴、面子了。

主持人:那誰幫談的?瞿老師嗎?

向京:所以他生存能力比較強,在這個認識過程當中,我還是能夠慢慢接受,作為一個職業藝術家必須要經歷這樣的磨礪,不管從哪個角度講生存是第一位的,人只有獲得生存尊嚴之後才能談得上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市場至少最開始給了我們基本生存的尊嚴,另外也在這當中找到了很多自信,我現在還特別清楚地記得,那時候才開始一兩個拍賣會拿我們作品,當然可能就一件作品。

瞿廣慈:那時候比如説嘉德拍賣就兩件雕塑,她一件我一件。

向京:一直保持非常低的價格,原來這件作品賣一萬塊錢突然有一年那件作品賣到了六萬塊錢,這個消息傳給我,一個朋友在現場給我打電話説你賣了六萬,當時我説:天那,六萬。

我覺得我以前沒這麼見錢眼開過,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價值觀問題,我對藝術的認識肯定不是由錢來構成的。從一萬到六萬我作品的價值變了,我覺得這個東西給了我一個信心,就像打了一針強心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心,好象就是從那年開始,藝術市場開始好起來。

主持人:更願意去保持好自己的創作狀態。

向京:我們倆都是屬於比較積極的人,不管什麼樣的狀態,我們都會從裏面找到對自己特別有利的東西吸收掉。我們現在還是能做到平常心,不太會為賣好賣壞,賣多少錢,考慮自己創作的事,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態,否則的話不能説自己是一個職業的藝術家。

瞿廣慈:很多人因為市場好了之後覺得真的是泥沙俱下,所有人過得是很好的日子,在我看來市場從來都是非常殘忍的,比如説到目前為止我們倆的藝術市場始終是排得特別靠前的,雕塑這一塊我們幾乎是最好的。你要成為最好的那些人是很容易的,始終能成為最好的那兩個人是非常難的。

我想説的是藝術的殘忍性在於什麼呢?在剛開始我們特別無助的時候都能夠生存下來,現在説藝術市場掉下來會怎樣,我就特別坦然,我覺得再壞能壞回去嗎?我覺得可能就是一個新的機遇,可能我們能夠有機會在四年、五年之後成為另外一撥人,這有了一個給我們脫掉那層皮的機會。

我覺得一個人的生存價值有了之後才有藝術價值、藝術尊嚴,生存上沒有尊嚴的話,在藝術上真的是特別難,或者説短期有,但是時間長了,由於自我懷疑和社會對你強大的壓力,最後你要麼消失。

現在的世界和過去的世界不太一樣了,現在世界有太快速的交流了。你在八月份還挺好的,在九月份一場拍賣一下來之後,這個藝術家突然之間兩三年一件作品都賣不掉,那你還叫職業藝術家嗎,那你是怎麼生存下來的。

接下來的考驗是特別有必要的,我們現在能夠放下更多的時間去跟別人一起討論,看看這個市場怎麼回事,看看人對藝術問題是怎麼看待的,藝術的從業者是怎麼思考這些問題的,我覺得是特別有必要的。

主持人:也願意去花這些時間?

瞿廣慈:我覺得比原來更願意去花時間,過去這幾年幾乎不知道去想,我們是最早出來的這一批,我太知道藝術市場是怎麼回事了。

向京:這裡面還有把複雜性做簡單的一個辦法,反正我是這麼一個人,最後可以守住的關口是什麼?一定要做一個好的藝術家,要做好的作品,後面很多東西是附帶的,這樣殘酷的競爭淘洗就是篩選的過程,也是在慢慢建構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這個機制、生態會慢慢變好,在這個當中能夠挺過來,穿越這個黑暗隧道的人一定是最好的那批人,簡單的辦法就是爭取當最好的,拼命集中精力專心做好東西。

瞿廣慈:現在更多時候成功的藝術家都是社會的寵兒,更多的資源,不管是傳媒的資源,所有的資源,打個比方説我們去鑄銅廠,我們是最大的客戶,我説這件作品半個月一定要給我鑄出來,其他全部人給我放掉,説明社會資源已經挪到你這塊來了,更加容易站在前列,站在第二撥的人要擠開你是非常困難的,他缺少你過去所掌握的資源,現在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特別好的條件。

記得當時搞學校的雕塑專業我當老師的時候,我那時候經常去杭州,看浙江美院是怎麼回事,看了一年我覺得浙江美院的雕塑專業做的不行,我就到北京來看中央美院去雕塑係看研究生、一年級、二年級什麼程度,各個工作室是弄起來的,看著就知道你們也是這樣,我始終會去看做比較,我覺得任何時候在一個行業、空間裏面,其實永遠是有對手的。

到去年為止我也看798那麼多展覽的時候,看了一圈沒有看到一個好的展覽,看成名藝術家拿出來的東西,看熱鬧的除外了,專業的人永遠是看專業的部分,專業那部分已經讓我覺得這個事情出問題了,一方面大家瘋狂地去追逐明星藝術家和明星藝術家的作品,哪怕是隨便簽名的版畫,所有的畫廊、經紀人、藏家都在追逐這一批東西的時候,它們産生的價值遠遠低於真正所應該的價值的時候,我覺得藝術市場肯定出了問題。

我認為百分之百肯定出問題,因為真的金子一定要經過考驗,曾經他們能夠出來因為他們是塊真金子,在那個時代(黑暗時期)就是一束光芒,真正突破了體制最終成為閃耀的明星。

去年那個時候整年下來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展覽,比如説現在去看所謂的雙年展,像最近的一些雙年展看完覺得雙年展就結束了,如果傻到頭明年還拼命鑽到裏面你就是浪費自己的生命。

主持人:對展覽都是有自己的判斷?

瞿廣慈:這點可能和她的個性有關,她很早就意識到要做個展。

我覺得這種想法還是挺偉大的。

主持人:瞿老師沒有?

瞿廣慈:我也做了。

我説得是在證大的那次個展,個展畫廊幫你做更多是從商業的角度考慮,能賣的,但是我覺得每個個展一定要解決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解決個人的問題的話那不叫個展,那就是一個巡迴的商業展。

比如説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和以前做的東西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從本質上還沒有跳出當時(前年)個展的話,我現在的展覽還不叫個展。我做完一本畫冊,覺得這本畫冊可以拿出去説明我在這個時期所想的問題,等到下一個時期我肯定不能再重復,不是重復的東西是什麼呢?那也是要逐步走出來的,如果沒有的話還是要稍微等等的。

主持人:瞿老師做這麼多工作中你覺得令你最快樂的是什麼狀態?憑什麼來保持好的狀態?

瞿廣慈: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好的狀態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不要為經濟所困擾,有一個自由的時間和身體,這個東西我們都是在人生的探索過程當中不斷從各個方面挖過來,時間很容易被分開,這個時間又從別人手裏搶回來,今天又搶回來,好在身體比較好,還有自由的思想,這個自由的思想一定要拋棄所謂小市民的想法,目前的小恩小惠、小的榮譽,永遠不要那些東西,今天給予你這些東西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明天要的最大目標是什麼,這就是保持很好狀態的最大理由。為此我覺得你可以犧牲一切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重新建立起來,不被小東西所吸引就説明你比這個小東西要大,比誘惑我大的時候容易駕馭誘惑我的,這就是一個好的狀態。

主持人:這已經很理性了。向老師呢?覺得最快樂的狀態是什麼時候?

向京:我比較感性,個人化,對我來説最快樂的時候是某一種時刻特別忘我,完全進入專注的工作狀態中我是非常快樂的,很多時候忘記自己所需要面對的最現實的問題。

我想進入一個精神狀態的時候是最快樂的時刻,這種時刻其實不多而且會越來越少。

由於現在這麼個時代太嘈雜,你受到干擾會特別多,進入一個狀態是需要時間持續的,你要能有這麼多時間夠你慢慢進入還是挺不容易的,有的時候是一個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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