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秀寧
焦慮背後的社會變遷
記者：近來，有媒體報道，湖南省委書記周強被一首由打工者翻唱的歌曲《春天裏》感動至熱淚盈眶。事實上，這首屬於搖滾樂手汪峰的歌曲所感動的並非只有周強一人，而是無數中國網民。這很可能反映了當今社會的普遍焦慮，那就是過去我們一直相信：物質進步必然會帶來幸福感的增加。但時至今天，這種願景卻漸行漸遠。你怎麼看?
李公明：打工者翻唱的《春天裏》這首歌之所以這麼熱，當然反映了這個社會普遍的焦慮，這一點是肯定的。問題在於，這種焦慮背後所潛藏的社會層面乃至精神層面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這些問題不是暫時的或局部的，比如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問題，不但是全方位的、長期存在的，而且隨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拉大、物價的變化、個人年歲的增長等變化不斷地向這些人提出新的難題、新的困惑。而面對這些問題，底層的民眾基本上既缺乏預先的了解，也缺乏具體、有效的應對與博弈能力。我想，這種在困境中産生的無奈是更為根本的一種焦慮來源。
記者：從宏觀上而言，整個社會呈現出這種集體焦慮，是否與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遷有關?
李公明：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從前年開始，“改革開放30年”成為媒體不斷炒作的一個熱門議題，我當時就曾提出：“改革開放30年”本身這個命題成為一種現象，除了在命題下進行討論外，對於這個命題的出現，我們應當也給予重要的反思。這30年的改革是不是鐵板一塊?其中大有利益分殊與重組，形成完全不同的利益格局。這些分殊與重組代表了不同的走向，對於形成我們今天的社會景觀、核心問題究竟起到了怎麼樣的作用，亟須剖析。
記者：我看到也有學者提出這30年應當分為兩段，一是1978年—1992年，一是1992年至今。在前一改革時段，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擴展基本處於同步，儘管也有各個方面的問題，但大體上還是相匹配的。但1992年之後，伴隨著不完全的市場化，甚至與權力勾兌的市場化，使得物質與精神的擴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脫節的狀態。
李公明：我同意你的判斷，我想在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整個社會的精神環境基本上處在一種有理想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有全面改革社會的訴求的狀態。但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在80年代末的風波之後，幾乎在同一時間迅速“醒悟”過來。突出的一個表現在於，他們對於“文革”和過去道路的反思中斷了，他們開始關心自我利益以及自己所依附的這個體制的利益。更重要但是很隱秘的是，有些人清醒地意識到對於過去批判過的很多東西已經不能再做清算和反思了，他們開始竭力維護利益集團自身利益的鞏固和延續。
記者：整個社會的不同主體都相應地做出了一些調整。比如將知識分子納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體，而知識精英心態也普遍發生了變化。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一旦碰觸到了冰冷的現實，立馬又會變成徹底的犬儒主義者。
李公明：我贊同你的分析，理想遭遇冰冷的現實之後，知識精英被迅速分化了，這一點非常明顯。當然，這種分化的大背景是伴隨著高校的迅猛擴張、科研經費的迅速攀升，在重視教育的名義下，國家把大學塑造成了一個非常衙門化、官僚化、體制化的一個機構。在這個機構的“高效”運作下，學術産品、學位産品也就源源不斷地流出。而這，也就真正地傷害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今天知識界的很多人在批評80年代，其中有部分人實際上已經在遠離社會現實，或者説他們的人生價值、目標已經有所調整了。
變遷歷程中的藝術沉浮
記者：相對知識精英而言，在80年代，包括很多今天逐漸被遺忘的搖滾歌手在內的藝術家，顯得更耀眼、更敏銳也更具批判性。
李公明：提到藝術家對社會的批判性，我想可以結合整個20世紀中國藝術事業發展特徵來談談。在激進主義、民族主義潮流引領下的藝術，伴隨著一個很長的脈絡，就是從左翼藝術到延安藝術。當時的很多藝術家都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即通過藝術動員來塑造人的心靈乃是藝術家的使命所在。所以，藝術應該匯到救國救亡、改變我們命運的潮流中去的這種想法，被當時的藝術家們很自然地接受了。也正是這樣，一部20世紀中國藝術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藝術家與時代的苦難緊密結合的歷史。
然而，左翼藝術家在1942年遭遇了一個最關鍵的轉捩點，當年的延安文藝座談講話基本否定了左翼藝術家原本堅守的“揭露的、批判的、以人道主義情懷為指引的”理念。自那時起，藝術逐漸淪為政治的工具，左翼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基本被消磨了。這種藝術生態，直接導致了藝術與政治的極大扭曲，同時也對藝術自身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傷害。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70年代末期政治控制有所放鬆之後，立即涌現了諸如傷痕美術、傷痕文學、朦朧詩這樣的一些藝術作品，這些作品成為80年代進行思想啟蒙的重要力量。這些作品對於當時青年的啟蒙、震撼，一直延續到了80年代末。
記者：但到了90年代，這種啟蒙消退了。
李公明：當代藝術在1992年之後遭遇了轉向。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的很多藝術市場機構在敏銳地嗅覺到了政治風向標的轉變之後，他們選擇以市場的手段吹捧、打造一些藝術明星，以便給自己帶來豐厚的利潤。藝術市場的變革直接影響了藝術家們的選擇，他們的作品開始成為打開藝術市場的敲門磚。而且，當他們發現自己之前的很多真誠的、批判性作品的路向開始被市場所排斥，於是，他們開始轉向了適應市場。當然，市場帶給他們的豐厚利潤也讓他們樂此不疲。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藝術領域處在一個資本力量與意識形態力量共謀的掌控之下，藝術對社會的批判功能已經銳減。剛和你談到搖滾樂的發展，我想它和其他藝術領域一樣，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干涉，這些音樂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基本的、樸素的歌手，而是成為一個巨大的商業機制中的重要一環。
記者：你剛才説的是否可以這樣總結：無論是政治力量還是市場力量，他們在掌握了藝術的命運之後，使得藝術本身的批判性、對自由的探索實際上已經處於非常稀薄的狀態。但是，整個社會在被“物質”這樣一個目標所裹挾的行進歷程中，人之為人的一些渴求精神生活、渴望自由的屬性並沒有消失。面對精神領域的貧瘠，像《春天裏》，《老男孩》以及周雲蓬、川子的一些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一旦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大家馬上就非常熱衷。在我看來，並非這些藝術作品水準太高，而是我們的精神世界太過貧瘠。
李公明：是的，而且這種貧瘠還被眼前表面上商業領域的繁華所遮蔽了。這種表面的繁華對於藝術家或者任何一個試圖開拓精神生活的人來説，都是一種非常可怕的誘惑。當你在某些藝術領域表現出一定的才華時，商業的力量會非常快地介入，向你發出各種誘惑，他們會告訴你通過和他們合作，你可以生活得更好，贏得各種知名度和社會地位。
記者：在你看來，這種力量較之政治力量是否更有馴服力?
李公明：我覺得是更有馴服力、更為有效。當然，這裡還需要有一個區分。我們不能一味苛責藝術家服膺于商業，也應該看到這個社會給藝術家提供的具有獨立性的資源和空間也是極為稀少的。社會如果無法滿足有思想、有才華的藝術家們過上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這樣一個正常的要求的話，那麼很多藝術家不得不淪為和商業合作的地步。商業力量當然會從利潤的角度考慮，而且由於意識形態的干擾，他們往往不會資助一些具有風險的批判社會的作品面世。
作為社會力量存在的藝術
記者：我們在這裡討論藝術參與社會建設、推動社會發展的話題。這個話題很難離開對上世紀60年代歐美世界的回顧。今天，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比如性別平等、環境保護、世界和平、文化多樣性等，正是當時歐美社會運動的重要結果。在一場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的衝擊下，平等的力量掃蕩了很多欠缺公平的領域。這其中，藝術的力量，尤其是搖滾樂的作用功不可沒。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李公明：關於歐美6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理想情懷，我曾經寫過一些文章，談了這些運動與我們今天的關係。整體上而言，60年代是一個年輕人創造世界、推動社會前進的時期。發生這一現象的背景主要有兩個：一是二戰以後西方國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國家的建設，這就使得大量普通學生得以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這就為運動的規模提供了基礎;二是詩歌、音樂、塗鴉這樣一些容易激動人性和富於號召力的廣場藝術在當時有了蓬勃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説，這些藝術的形式與19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藝術流派，像法國畫家大衛的藝術言述裏所描繪的浪漫而宏大的藝術場面不無關聯。這種浪漫的藝術與後來的激進藝術有著一脈相連的關係，只不過到了60年代，藝術在形式上顯得更大眾化。例如詩歌的朗誦，必定是在校園或者廣場，可以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共鳴。
記者：場所決定了這種藝術需要一種感染力、號召力?
李公明：是的，場所非常重要。而且，此時的藝術還與具體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連，比如性。性的問題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曾經作為導火索存在。我們知道當時巴黎學生運動興起的最初導火線就是男生不滿高校中男生不能進女生宿捨得規定。所以，60年代的社會運動之所以風靡全球，與人的權利覺醒和藝術的鼓動使之更具大眾的感召力是非常相關的。
到了今天，我們回顧60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當時的那種審美景象完全可以作為今天的商業美學、強權美學、盛典美學的一個極好的反照。當時的宏大場面不是強權的精心設置，而是自發的、社會的、純粹的，這種宏大的美學場景具有獨立的精神氣質，追求自由的強烈訴求。
記者：戰後的西方，藝術與社會運動一直如一對連體嬰，幾乎只要是社會運動，必然會伴有各種形式的藝術登場，比如搖滾、詩歌朗誦、塗鴉等等。我們知道，社會運動理論的研究者通常會談到抗議人群的集體認同、連接網路和運動本身的持續力，藝術在上述方面，能夠提供怎樣的一些支撐?
李公明：關於藝術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研究，我曾經寫過一篇《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根據美國政治學者塔羅的啟發，著重討論了藝術對政治鬥爭的影響。今天的一次集體行動或者一場社會運動，缺乏藝術的介入是不可想像的。比如在廣場上，一支搖滾樂隊唱著一首振奮人心、流傳廣泛的歌曲，往往可以喚起人們的鬥爭精神，提升運動人群對於運動精神、運動口號的認同，甚至也會吸納更多的人參與到運動中來。
在同樣的歌詞、同樣的聲音中，陌生人變成了戰鬥的共同體，昔日的陌生被如今的並肩戰鬥所代替。從這個意義上説，藝術構造了一種有效的認同。在這個認同的基礎上，人們之間的互助網路、相互鼓舞帶來信心的增長，併為止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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