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公明有一個頗為瘮人的比喻，將讀書比作磨刀，在他看來，“刀磨利了，既砍不了柴，更不敢殺人，只有在內心點燃柴薪，向敵人舉起大刀”。順著這個路子説，如果書房就是他的磨刀房的話，李公明也應該是廣州城中手持利刃之人，因為他家中的書，實在太多了。
一進門，視線完全被高高堆起的書擋住，狹長的走廊兩側全是書架，中間的走道，也被幾排低矮的移動書架佔據。椅子上堆的也是書，客廳裏沒有沙發，根本沒有喝茶聊天的地方，可以説，客廳完全沒有客廳的模樣了。如果書架上沒有女主人精心買回的小布偶裝飾，這屋子更像是一間資料室。
客廳勉強擺下了兩張書桌：一張是李公明的，另外一張供太太李行遠使用。夫婦兩人都執教于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係，書是幾十年來一起積攢下來的。不過，用李行遠的話説，她買的書，數量要少一點，如果這間“書房”由她來做主，“家裏的書，不會多成現在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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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上是一家人在書縫裏生活的實例。主人盡可能地找出地方來放書，屋子裏靠墻的空間，基本上被書架佔據，原來的廚房也改為藏書室，被書塞得滿滿的，僅留出一條通道，方便取書；廚房則被移到樓上。同樣酷愛讀書的兒子的臥室也被他自己的書塞滿，一堆書對他已成包圍之勢。
“書不能再多了！”李行遠説，書滿為患成為他們最為頭疼的生活問題，但是，買書成癮，卻又剎不住車。
“我們在台灣做訪問學者期間買的書，共十四箱、三百多本，今天剛剛又到了一箱。本來都是集中在一兩次寄出的，卻還有四箱沒有到，真是揪心。”他們發現，在台灣買書，好書多，價格與國外書相比也不太貴，日治時期出版的各種台灣研究文獻在內地不易見到，在台灣的小書店卻可以淘到，這一點讓他們很興奮。不過，這些書怎麼擠進這間已經十分擁擠的屋子呢？
實際上，這套房子是2004年為了解決書的安置問題才買的。當時，在美院的房子已經有120平方米，但還是不夠用，於是買了現在的這套，由於是頂樓，附送了閣樓，面積相比過去要大了一些，誰知一搬進來就發現，還是不夠用，很多書都沒法開箱，只有搬到學院的工作室，分流走一批。
“我們想了各種辦法，先是專門找到工廠定做了書架，隔板專門選用的是厚實木料，要能受力，書櫃也比一般的要深，為的是能放下兩排書。後來，我們發現，旋轉樓梯上方的空間可以利用，就找來工人，動了大工程，架起了一座鋼橋，一下子解決了上千本書的安置問題。”鋼橋要足夠穩固才行，這也是當時工程施工的要點。李公明説，當時住在美院，就有同事跟他開玩笑説，住在他的樓下，一點安全感都沒有，不知道哪天天花板就被他的書給壓垮了。
鋼橋上也裝了欄杆，欄杆和書架之間，剛好可以放得下一把椅子，找到一本書，坐下來便可以讀了。由於家中的墻壁儼然已成了書墻，畫實在是找不到地方可挂，只能斜靠在書架邊上。
儘管屋子裏書多成患，卻絲毫不混亂，書一本本地摞起來，書脊大多朝向同一邊，方便搜尋。“寫東西時，要用到哪一本，也能找到，不過，有時也會買重了。”從1986年開始，他們開始編書目，至今已經有了幾大本編目冊；2009年開始同時輸入電腦，雖然工作量大了，但也是一樁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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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收書沒有受學科概念的囿限，歷史、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美學以及天文、地理、物理等專業的書照收不誤。每週，他都會應約為《上海書評》寫一則“讀書記”，可謂旁徵博引，並且不少書都是新近出版物。除此之外，他也是活躍的時評作者，積極就廣州河涌整治、恩寧路拆遷、BR T之爭等發表言論。
李公明形容他讀書的過程，就像一朵雲推動著另一朵雲、一顆子彈頂替另一顆子彈，互相牽連。
“書無不可讀的心態，使自己走向寬容與多元。”正因如此，他買書沒有僵化的原則和目標，也不在意是否是善本，到底有沒有收藏價值，“有人説我是嶺南藏書家，我實在不敢當，我在客觀和主觀上都不符合藏書家的標準。”
和其他專注于某一個領域研究的學院人不同，李公明認為自己讀書，是為了行動，“大時代的讀書人，即使是蝸居書室，又豈能無動於衷？”在一篇談讀書的文章中，李公明説，有些學者一輩子皓首窮經，連最基本的價值判斷都解決不了，用以前的話來説，就還是“政治上的糊塗蟲”；有些人只懂讀書而遠離了生活中的感性、本能，或以意識壓抑身體、以戒律禁錮心靈，最後落得個“市場上的斯賓洛莎”。這些人都是讀書不得法，把人讀壞了。
在他眼中，“以讀書和寫作作為一種介入社會、批判現實、追求價值理性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有立場、有意義的讀書生活。”所謂的文人讀書的雅致、有百萬身家的藏書者的洋洋自得、商賈們的附庸風雅、只懂尋章摘句的學者們的營營茍茍、以讀書為獲取學位敲門磚最後奔向仕途的可憐蟲，統統都只是雞零狗碎。
李公明認為，讀書就像磨刀，就像看地形，看天氣，做這些事情，並不只是讀書這麼簡單，我好像總在等待什麼、密謀著什麼，“有時候，我甚至會突然冒出《紅岩》裏那個裝瘋的共産黨人華子良喊出的接頭暗號：‘讓我們迎接那個偉大的日子吧！’———讀書也是一樣，是為了迎接一個偉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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