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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
二戰結束前，有一次畢加索接受採訪，當被問及藝術和政治的關係時，他寫下一段宣言，“你以為藝術家是什麼？畫家是單長了眼睛的傻瓜？音樂家是單長了耳朵的傻瓜？不單如此，他們也是政治的個體，對世間的恐怖、激情或快樂充滿警覺。”他寫道，“藝術不是由裝飾性元素組成的，它是面對敵人的進攻和防禦武器。”
這番豪言壯語也許可以作為英國泰特利物浦美術館即將舉行的展覽的主題詞。“畢加索：和平和自由”將藝術家作為政治個體進行考察，在此，畢加索不僅是天才藝術家，他更是政治活動家、共産黨員與和平主義者。據悉，展品包括泰特從全球聚集的150多幅作品，展期將從5月21日持續到8月30日。
畢加索作品《藏屍所》
在畢加索漫長的一生中（1881-1973），他見識了世界的動蕩，從1898年的美西戰爭，到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他了解無政府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平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這次展覽集中了1944年後他創作的關於戰爭和和平的畫作，正是在那年，他加入了法國共産黨，自此再未離開。
藝術：進攻和防禦武器
此次展覽中最受矚目的作品是1944-1945年創作的《藏屍所》，這是畢加索繼1937年的《格爾尼卡》之後最重要的控訴戰爭的作品，畫面描繪了死亡場景，大規模的屠殺和肢解。同時期他創作了另一幅作品《瓶子、蠟燭和砂鍋》（1945），而《藏屍所》中，同樣的場景再次出現，只是，在這裡，一切都沒有顏色，希望的象徵——蠟燭——也熄滅了。就如同他自己所言，《藏屍所》是進攻和防禦武器：對真實的記錄、對戰爭的控訴、絕望的嚎叫，關於奧斯維辛的一曲抒情詩。
此外，《為法國而獻身的西班牙人的紀念碑》（1945-1947）、《被強暴的薩賓婦女》（1962）等作品也將一同展出，後者在古巴導彈危機最高潮的時候繪就，當時整個世界幾乎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以個人的名義戰鬥
畢加索是眾所週知的共産黨員，1944年他加入法國共産黨時表示：“我毫不猶豫地投奔共産主義……那些可怕的壓迫（佔領）讓我意識到，我不能僅僅通過藝術去戰鬥，也要通過我個人。我總是一個流亡者。現在我不再是了，在西班牙歡迎我回去之前，法國共産黨向我張開了雙臂。”這似乎是一個關於回歸精神家園的動人故事，而他也確實為黨貢獻頗多。
1949年，法國的共産主義日報《人道報》披露了畢加索向加萊海峽的礦工捐款100萬法郎，他的饋贈不僅於此，畢加索本人就是共産黨的極好的代言人。他的情婦費爾南德·奧利佛在回憶錄《親密的回憶》中，認為畢加索屬於“更廣泛的19世紀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傳統，蒲魯東、托爾斯泰、約翰·羅斯金、威廉·莫裏斯”。然而，也有評論認為，畢加索和托爾斯泰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有一部作品名為《戰爭與和平》，他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者，在他的朋友圈子裏，“畢加索流氓”是他的綽號。
“蘋果也可以是革命的”
畢加索的《和平鴿》在冷戰期間成為對於和平運動和全球的希望的象徵。他的石板印刷的扇尾的鴿子被選為1949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國際和平大會的招貼海報。畢加索後來對該形象進行了各種改動，運用在此後數屆和平大會上。畢加索為他女兒取名為“Paloma”——西班牙語的意思是“鴿子”，他女兒出生在巴黎的和平大會舉行的那個月。
事實上，很多畫家都是清晰生動的詮釋者，藝術與思想（包括政治思想）並非不能相容。但調色板的政治極少如此清晰明瞭，“不需要畫一個配槍的男子，”畢加索説，“一個蘋果也可以是革命的。”
畢加索1944-1973年期間的畫作頻繁涉及各大歷史時刻的人類衝突，同時，也時刻表達著渴望和平的訊號。展覽展示了這位藝術大師豐富內涵中的一層，他是藝術家中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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