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釋：
[1] 本文是筆者為列奧·施坦伯格《另類準則：直面20世紀藝術》（沈語冰、劉凡等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所寫的“譯後記”的第一、二部分。在對美國著名藝術家和藝術批評家施坦伯格作過一個簡單的介紹後，本文著重分析了施坦伯格的圖像學研究，是如何成為美國20世紀60年代佔主導地位的形式主義藝術史和藝術批評的對立面的。它的一個簡明版本發表于《榮寶齋（當代藝術版）》，2010年第4期。而這個“譯後記”的第三部分《圖像學研究中的形式分析》，則以施坦伯格的名篇《阿爾及利亞女人與一般意義上的畢加索》為例，重點評論了施坦伯格關於圖像的多重解釋論，是如何將嚴謹的形式分析融入其圖像志的主題研究之中的。
[2]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23.
[3] 沈語冰：“譯者導論”，載羅傑·弗萊：《弗萊藝術批評文選》，沈語冰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4] 對唐納德·庫斯比特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批評觀的介紹，以及本人對藝術批評的一般意義的論述，詳見拙作《20世紀藝術批評》，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12頁。
[5]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xxi.
[6] 均見《另類準則》2007年英文版封底。
[7] Ibid., p.vii.
[8] 比如，羅傑·弗萊晚年思想的一個基本課題，就是如何將形式主義的理念與主題內容結合起來。詳見拙作《對形式主義的再認識：論羅傑·弗萊的晚年思想》，載《文藝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並作為“譯者導論”的一部分，收入羅傑·弗萊：《弗萊藝術批評文選》，沈語冰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
[9] Baudelaire, L’Aeuvre et la vie d’Eugene Delacroix, Paris, 1927, pp.27-28; Quoted from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64.
[10] Roger Fry, Last Lectures, New York, 1939年，p.150; Quoted from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p.64-65.
[11] Clement Greenberg , “Picasso at Seventy-Five”, in Art and Culture, 1965, p.62；按：施坦伯格引文中的第一句Blue Period〔藍色時期〕，查格林伯格原文應為Pink Period〔粉紅時期〕，茲據格林伯格原文校改。中譯文見格林伯格：《藝術與文化》，沈語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
[12]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322.
[13] Ibid.
[14] Ibid., p.64.
[15] 參Erwin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並參看我在拙編《藝術學經典文獻導讀·美術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中，對潘諾夫斯基圖像學方法論的評論。
[16] Irving Lavin, “Panofsky’s History of Art”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Views from the Outside, 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1995, p.6.
[17] Clement Greenberg, “Modernist Painting”, in Clement Greenberg, Clement Greenber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Modernism with a Vengeance, ed., John O'Bria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pp.93—94.
[18] 我于2010年5月深圳召開的“格林伯格在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簡要地討論過這場論戰，並在拾掇舊作的基礎上形成論文《格林伯格的雙重遺産》，載《文藝研究》，2010年第9期。
[19] 格林伯格的《現代主義繪畫》一文有多個中譯本，但除了個別譯本尚算可信外，沒有一個版本真正令人滿意，更不必説沒有一個版本將他的這則“後記”譯出了。從後人對格林伯格的批評以及格林伯格的自我辯護來看，這則“後記”極其重要。筆者已將全文包括“後記”譯出，並收入沈語冰編著《藝術學經典文獻導讀·美術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0] L.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p.65-66.
[21] C. Greenberg, “Modernist Painting,” in C. Harrison & P. Wood (eds.), Art in Theory 1900-1990: 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 p.755.
[22] Ibid., p.756.
[23]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69.
[24] 羅傑·弗萊：《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沈語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頁；羅傑·弗萊對筆觸、書寫及線條在現代藝術中的地位的論述，詳見我在2009年紹興“蘭亭論壇”上所作的《筆觸的價值》的演講文稿，載《美術焦點》，2010年第4期。
[25]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70.
[26] Ibid., p.68.
[27] 我在《另類準則》中文版“譯後記”的第三部分裏，著重反思了當下十分時髦的“視覺文化研究”的局限，指出歐美的視覺文化研究，重新審視了視覺圖像的生成、詮釋、傳播及其效應，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藝術史、藝術理論與批評的慣性。但也經常由於理論先行、政治正確等局限，將藝術品及一般視覺圖像的意義簡單化。例如，在對20世紀最偉大的天才畫家畢加索（Picasso, 1881-1973）有關女性裸體作品的評論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一邊倒地認為它們體現了畢加索作為“歐洲白種男人”對女性的凝視、壓榨、剝削，甚至施虐、毀滅。然而，施坦伯格偉大的研究——他用了110頁篇幅分析了畢加索的一幅畫《阿爾及利亞女人》及其15張變體畫；這構成了迄今為止藝術批評史上最冗長繁複、最巨細無遺、最揮霍無度的研究——卻表明，畢加索大量女性裸體畫的根本關切，是如何全方位地（即從正面、側面和反面同時）再現人物形象，而不只是簡單的色情衝動。亦可參看拙作《後視覺文化研究：列奧·施坦伯格與歐美藝術史的傳統》，載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主編《文化藝術研究》，2010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