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藝術近些年正在尋求“蓋棺論定”，從做各種超級回顧展、成立官方當代藝術院到出版各種版本的當代藝術史。當代藝術的“被承認”焦慮可謂藝術史上罕見。
這個被承認的焦慮症自1989年之後就已開始，九十年代是渴望被西方藝術體系承認，近十年則是渴望被時尚、媒體和體制承認。直到當代藝術院成立，有些藝術家宣稱他們已是當代藝術的國家隊。
從“當代藝術院”到“國家隊”等種種説法，真乃是世界現代藝術一百年來最匪夷所思的可笑説法。當代藝術要“入院”，這個做法本身就很不當代，所謂當代藝術“國家隊”一説，則更有王婆賣瓜的意思。
當代藝術是一種“在路上”的藝術，當代藝術還處在一個沒有蓋棺論定的進程。當代藝術也不可能有國家隊，當代藝術一旦變成國家隊，它就不是當代藝術了，它只能是宣傳藝術，或者國家藝術。但真正的當代藝術一定是偉大的個人立場的藝術。
當代藝術的評價標準應該是看這個藝術作品是否反映了藝術家非主流的個人立場，及其藝術的語言創造。僅僅從語言標準看，幾乎所有的院士幾乎都是在直接模倣西方的語言風格，或者模倣西方藝術的手法和觀念。即使是這些直接模倣或半模倣半改造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經十幾年在重復自我複製。這樣的國家隊還不如叫美國支隊或者歐洲支隊更合適。
至於個人立場，很多院士的作品越來越優雅化、工藝化及裝飾化，我想這一定不是院士願意承認的。很多院士當年都很痛恨把他們的作品稱作“美術”，因為他們當年認為只有美協的人搞出的作品才叫“美術”。但不幸的是，他們的作品正從“當代藝術”退回到“當代美術”。所以，當代藝術院如果稱為“當代美術院”，則無可爭議。
把當代藝術變成“國家藝術”還不可怕，可怕的是當代藝術院士們正在將其變成“當代美術”。把當代藝術變成當代美術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們的“國家隊”裏有多少院士看得懂國學?有多少院士真正學習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多少院士知道那些他們模倣的西方藝術背後的思想?
當代藝術的國家隊，在國人眼中應該是上承國學宗師，弘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學貫中西並文史哲兼通的新一代博學鴻儒。但我們的“國家隊”有哪些隊員呢?有畫綠狗桃花的，有畫張牙舞爪的妖怪人，有宣稱讀書無用論的，有雇用槍手畫畫的……
中國當代藝術圈患上了“被承認”的焦慮症。但真正的當代藝術是無需被市場和體制承認的，那些渴望被承認並且已被承認的藝術家，只是一個還算做得可以的過渡群體。這個群體在前三十年的成功也是正常的，因為這個群體善於從西方拿來幾招迅速制勝，又善於通過個人的能量獲得行政、市場、媒體和國際體系的操作資源。這是一個在創作上出奇制勝和推廣能力上比較平衡的善於左右逢源的藝術家，也只有這批人才能體制不健全並且修煉學養時間不夠的前提下找到成功之道，所以這是一群尚屬刻苦、聰明且能掌握處世之道，但精神上不徹底的平衡型藝術家。
有所得必有所失，由於將大量時間花在獲取機會和整合資源上，所以他們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在學養修煉上打下更深厚的根基。當代藝術有兩類藝術家，一類是現實的成功者但精神上不徹底;另一類是現實中的失敗者，但精神上真正進入自足的創造狀態。當代藝術的前三十年，藝術圈一直在崇尚現實中左右逢源的成功者，但這種價值觀不可能永遠會受青睞。歷史總是公平的，現實中的成功者享受現世的資源，但新一代的藝術史學者會重新關注和挖掘那些現實的失敗者但是精神上的成功者。這些人在前三十年一定不可能太成功，真正的偉大突破也不一定在現有的成功者中。
當代藝術在經歷了西方承認、市場承認和體制承認的焦慮考驗後，它正在步入不承認也沒關係的最後佳境。這一代中的少數人正逼近一種自足的創造狀態，這是一種不在乎也不需要誰來承認的狀態。歷史也正在表明，徐悲鴻一代在新中國早期依託政治和權力終獲一代“宗師”的模式也不可能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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