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作了為期三天的東京之行,上海薰衣社畫廊的洪欣邀請我參與策劃上海世博會的一個中日知名藝術家版畫展。
十年前首次赴日,在東京的街頭對現代化的觀感複雜。一個國家發展到東京如此發達的後現代都市,現代社會的繁榮形式也走到了極限。超級現代化之後,沒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在這樣一個村上春樹式的現代化的冷酷仙境的盡頭,人的精神狀態也在不可思議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沿著啟蒙主義、早期資本主義的那種高歌猛進的自由精神和征服欲繼續昇華,而是精神的簡單化、復古化,或者傻樂化。
比如東京人實際上不愛看當代藝術,而那些中國兵馬俑展、日本古代服裝收藏展則觀者涌動。東京人喜愛站在人潮洶湧的時尚街頭東張西望,望著天空或遠處發呆,或者無聊的捏著手機不知可以給誰撥電話。時髦的東京人似乎站在人類社會最繁榮的廣場,只要像泡酒吧一樣在這個人工世界不動腦筋地享受茫然就行了,他們很像村上春樹 “挪威的森林”中的男女,不必關心歷史、哲學、責任甚至他人,只要沉浮在自己很私人的感覺流就夠了。
東京就像一個高速自動化的大學城,每一個街沿每一個欄杆扶手都被精心打磨過似的。到處是自動服務系統,地鐵系統、自動取款機系統、自動售貨售票機系統,標準化的超市網路,只要你帶好銀行卡和手機,你不跟人接觸也可以解決一天的日常生活。
跟李叔同、魯迅、豐子愷赴日留學時比,東京已經完成了現代性,中國還在通往現代性的路上,所以中國還在“現代化”,但沒有完全的現代性。我的興趣逐漸從觀看東京的當代藝術,已轉到探尋“日本是如何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仲介”,比如黑田清輝受歐洲印象派的影響,李叔同的油畫又受黑田清輝的日本印象派的影響;竹久夢二等人受英國比亞茲萊等新設計運動的影響,他創造的簡筆畫插圖風格又影響了豐子愷;嶺南畫派的高奇峰在民國初期的新中國畫受到橫山大觀的風格影響。
在清末民初,歐洲的現代藝術影響了日本,日本經過消化,變成日本概念和形式變體,日本也最早嘗試用“東方”的美學思考及其現代的東方繪畫形式。這就構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影響鏈條:中國畫影響了日本,日本創造了一種將中國畫進行簡化和裝飾化的近代日本畫。日本又遭遇西方現代藝術,産生中西折中的“東方”現代日本畫及簡筆插圖,這些形式又影響了中國赴日留學的第一批藝術人。
日本在學習其他國家藝術後,總是能産生不中不西的曖昧而簡化的所謂“東方”概念和風格變體。他們十八世紀前學中國,十九世紀後學西方,但是從來都沒有真正創造出日本自己的精英藝術(除了日本浮世繪、卡通動漫等流行文化),這種命運似乎還在延續。
在東京的三天,正好趕上東京寫真美術館的森村昌泰回顧展的開幕式。森村昌泰是日本最早模倣辛迪·謝爾曼的表演攝影的當代藝術家,從七十年代起,他的藝術就是模倣各種名人的攝影,比如畢加索有一張在飯桌前穿者海軍衫的攝影,他就自己扮演畢加索模倣這張攝影拍了一次,從場景佈置、服裝、肢體動作到臉部化粧都是一模一樣照搬。他幾乎把列寧、毛澤東、安迪·沃霍爾、三島由紀夫等所有全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名人攝影原作都模倣了一遍。
經人介紹,我與老明星般的森村昌泰握了手,他打扮得如同日本能劇中的油頭粉面男角。除了他一生的模倣史的展示,最有意思的是兩個Video作品,他模倣列寧在1918年工人集會廣場上煽動性的演講,並不停地撒白色傳單;他還模倣三島由紀夫進行軍國主義美學的憤怒的街頭演講。
據説,日本評論界最初並不認可這種模倣美國的後現代主義,但是森村後來受到美國評論界肯定,從此一路走紅直到六十歲後成為“大師”。森村昌泰對美國後現代藝術的不加掩飾的模倣,已經連日本近現代早期的東方主義姿態都沒有了,完全成了美國藝術的一部分。不過比起後一波村上隆更徹底的卡通波普,森村的個展還算是一場東京最後的憤怒和革命記憶的中産階級精神聚餐。
在東京與日本批評家就畫展人選的討論,中日雙方産生了一些有趣的爭議,比如我們中方想邀請日本目前當紅的卡通繪畫代表村上隆和奈良美智,但日本批評家似乎不屑,認為他們只是在西方走紅的“日本符號”,這就相當於中國的一些西方走紅的“中國符號”藝術家。其中一個老批評家還是推崇東山魁夷這樣的日本東方主義。
開會之餘,我在東京神田區的舊書街流連忘返,尋找中日在近現代相互影響以及類似的西方藝術模倣史的藝術史料。中日在上一世紀的文化命運太相像,一樣的走上現代化道路,一樣的拋棄東方主義,直至拋棄憤怒和革命的記憶,只剩下無差別的東京式的波普化都市,中國很多大城市也越來越像東京。年輕一代的記憶再也沒有亞洲的森林,只有想像中的“挪威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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