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這個詞越來越像一個統戰概念。在這個概念下,投機取巧、抄襲模倣、商業時尚甚至官方化的藝術都可以叫做“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重要的是什麼呢?我覺得第一重要的是藝術的批判性。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不管是什麼潮流的藝術,藝術的批判性始終是一個決定性的核心價值。藝術的批判性,一是指語言上的批判性,即現當代藝術的語言要有對上一時期語言的批判和超越;另一個是指藝術所指向的政治立場和社會態度,及其對這一立場和態度所持的一貫性。
“當代藝術”一詞定義的模糊性及其近十年此起彼伏的“合法化”浪潮,事實上已經使當代藝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甚至使一些不了解近二十年新藝術歷史的年輕人産生價值觀的混亂。就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是藝術的批判性而言,中國當代藝術有一部分具有一種機會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一些前衛藝術家近些年逐漸演變為商業明星,這意味著什麼呢?一個立場性很強的旗號和身份的改換,對藝術而言,這是本質的改變。
1936年,在魯迅與周揚之間發生過一次抗戰口號之爭。周揚在解散“左聯”後成立了“文藝家協會”,並提出以後不論哪一個陣營的作家的創作都應該統稱“國防文學”。但魯迅認為最好的稱呼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是強調左翼的立場是大眾性、革命性,形象鮮明,另一個是不至於同投靠日本的周作人等人的“國防文學”混淆。有人勸魯迅,“國防文學”難道不好嗎,又被全國人民接受了,又有影響了,叫起來也容易上口,難道你不主張文學為國赴難嗎?魯迅説為了抗戰的大局,他不反對使用“國防文學”這面大旗,但他仍堅持同時使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魯週口號之爭的實質在於,周揚儘管是一個作家,但他本質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以結果為最終依歸,如果政治上有利於統一全國,那麼暫時放棄左翼旗號有什麼關係呢?等革命勝利再重新恢復旗號,關鍵是先把大家統一在自己的旗號下。魯迅則是一個作家、藝術家,作家和藝術家如果不能在每一次表態和旗號宣誓向社會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傾向,就等於不存在。左翼藝術家就是存在於每一次的旗號表態下,表態不清晰,身份和存在意義也就不清晰。藝術家以每一次表態為存在意義,政治家以每一次結果為存在意義。在爭取結果的過程中,政治哪怕撒謊、丟棄自尊都沒關係,因為政治以勝利為目的。但藝術家如果為了結果去撒謊、丟失自尊,那就失去了藝術的本來意義。
“當代藝術”越來越像“國防文學”,也越來越像一個統戰概念。在這個概念下,投機取巧、抄襲模倣、商業時尚甚至官方化的藝術都可以叫做“當代藝術”。但就像魯迅所指出的,儘管在理論上“國防文學”涵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實際上卻面臨被抹殺的危險。至少對當時的社會公眾和正直青年而言,“左翼文學”向“國防文學”稱號的轉變,可能政治上的統戰目的達到了,但是左翼文學的旗號從此將會消失,甚至連左翼文學本身都將不復存在。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起,“現代藝術”、“先鋒藝術”、“前衛藝術”這些旗號正悄悄被“當代藝術”這個詞取代。就跟“左翼文學”最終被“國防文學”取代後“革命性、大眾性”被模糊一樣,在“當代藝術”的旗號下,藝術的批判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當代藝術“官方化”的名正言順,以及只講技術和觀念實驗但沒有社會和文化批判維度的偽“實驗藝術”大行其道。這使得一部分藝術明星頂著“前衛藝術”的光環,幹著商業藝術和官方藝術的事情,左右逢源腳踩多條船。
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將生存策略視為首要大事,即為了在國際打開空間要打中國的政治牌和“符號”牌。這一跟“國防文學”相似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的結果現在已經出來了,即藝術本身不應該生存在一種策略日常過程中,不能等策略成功後再回歸本質。實際上策略成功後,就再也沒有什麼自我本質。每一次本質的表達就是藝術本身的價值,而不是先擱置本質的表達,卻化身為策略的一部分。這可能是當代藝術在90年代的根本錯誤,為了策略的成功,離語言創造和自我本質越來越遠,只剩下半模倣半改造。
任何缺乏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和立場一貫性的當代藝術都不可能創造中國新藝術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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