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常平
白點公園一座兩層的草殿,坐落在幾棵大橡樹之間的草坪上,這是赫布·帕克關於建築、人、自然的一個概念裝置作品。他採用鐵和植物這種比混凝土更易消逝的材料,造成一座建築,圍上鐵欄,並不讓人進去,但又有意擺放在人們最容易見到和路過的地方。按照作者的觀點:“我的作品正在進化,與轉瞬即逝的特質一樣被認作是對建築文明以及與自然互動的隱喻,一個在宇宙中生長與腐蝕的微觀世界。對我而言,這件作品是對自然權利的一種短暫的紀念,服務於在自然秩序裏對系統延續的肯定。”藝術家本人,堅持“使用普通的有機材質做成一個誘人的自然結構”。這些話,表達了藝術對物質與自然關係的關懷。即使如此,作品最終還是會在風化中打上自然滄桑的歷史烙印。這裡,封閉的《圍欄·通道》,同公園四週的風景形成了一處特殊的藝術場景,人們從鐵欄的斑斑銹跡中、從生長纏繞的植被中再次明白了鐵的鐵性、植物的生長性。或者説,它們因藝術家的創作活動得以明確的彰顯在觀眾面前。不過,如果我們把這件作品實施在一個廢鐵回收站,它帶給人的文化意義就自然地消失殆盡。
當然,裝置藝術在場景凸現中開啟的物性(thing in itself),包括一切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性,包括作為個體生命之人的存在,即人作為人本身的人性的開啟。在現代社會,孤獨乃是人無法擺脫的一種邊緣處境,因為每個人作為個體生命都需要獨自面對自己的生存、面對世界。任何源於他人的幫助,最終都需要轉化為個人的內在感性動力,然後外化為行動。在此過程中,他人只能是我的幫助者而非我的人生踐行者。胡安·穆尼奧斯的《荒地》(1986),對這種處境有著明確的呈現。在一處低矮、水準的墻架上,坐著一個孤獨的小人銅像。展覽空間的地板由充滿幻覺的混凝紙的模型構成,其幾何形不斷有規則地重復,像一塊荒地面向坐著的人物延展開去,形成一個舞臺。當觀眾來到舞臺,他將從心中産生一種無名的不安感與焦慮感。在接近這位沉默的、內向的人物過程中,小人銅像顯然成了復活術師般的人體模型。它惡意、孤僻、怪誕,似乎剛剛經歷了一場交流失策或失敗的約會,只能獨自坐在墻架上自憫自憐。作品中不同的因素達到完美的平衡,但那令人産生幻覺的地板和戲劇性的結構,造成了一種奇怪的不平衡,像發生在夢境中的片斷回憶,瀰漫著憂鬱的氣息。穆尼奧斯的人物特徵,包括孤單的小人、女舞蹈家和蠢人。他的作品更多指向現代人無法忍受的生命情愫:孤獨、沉默、偶在、關係破裂。作者用《荒地》來象徵現代人的心靈狀態,如同只剩下幾何形狀的地板。人處於孤獨之中,其原因要麼基於交流失敗,要麼不願意交流。如果是前者,人就會産生一種自卑、自憐感;如果是後者,他可能陷入盲目的自大、封閉之中。小人的孤獨本性,借助展廳地板的幾何模型得以強化,兩者共同形成了一個荒誕的場景:地板幾何形産生的視覺錯位的可理解性與小人情態的不可理解性。在主題關懷上,《荒地》以揭示在人與自我的關係層面人性的孤獨性為對象。此外,安東尼·戈莫尼的《批判的大眾》(1995),以在人與他人的關係層面所傳達出來的公眾立場的平庸為對象。他在維也納的萊邁日博物館(Remise Museum)展廳中,將60個真人大小的鑄鐵人體以躺臥、側睡、倒立、直立、半蹲、屈膝等等姿勢擺放在地面上,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一處,各自的姿勢暗示出不同的社會生活精神立場;漢斯·哈克的《德意志》(1993)以呈現歷史的歷史性為目的。他在展廳入口處懸挂1934年希特勒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照片。上方一枚1990年的德國馬克的複製品,展廳內墻上寫著拉丁文的GERMANIA(德意志)與被搗毀的地板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生命詮釋場景。德國文化中的剛性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所造成的否定性的破壞力量,在其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達。
總之,裝置藝術在場景凸現中開啟的物性,並不是僅僅在物理學意義上而言的自然物,還內含植物界中的自然生命、動物界的肉體生命、人物界的意識(自我)生命、社會界的精神生命與歷史界的文化生命,內含藝術家對於事物本性的主觀性理解。在這個意義上,裝置藝術家需要在對現場空間的把握中激活物的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