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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謾罵成為一種流行
媒體與批評家的關係一直都很密切。網路時代的來臨，網媒大量産生的同時，紙媒也因著網路文化的發展而做出多種調整。新時代新媒體，批評家該如何應對？又該如何與媒體磨合，形成對藝術發展更有價值的聲音？
吳 鴻：批評家需要發表自己觀點的陣地。
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看，批評家需要發表自己觀點的陣地——媒體。以簡單線條來説，“85新潮”時期的《美術》雜誌，是年輕編輯在試探邊界的過程，可以稱之為暗度陳倉型。後來出現的《中國美術報》，也是在體制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管領導的個人意志和寬容度，可以稱之為偷梁換柱型。到了90年代，《美術》和當代藝術幾乎無關，《中國美術報》停辦，90年代前期，出現了將地方性刊物借來辦刊的《藝術界》等，屬於草船借箭型。
而到了2000年以後，大眾和時尚媒體的相應版面和欄目關注當代藝術，同時，網路媒體開始介入。
早期的大眾媒體存在幾個問題：一是對當代藝術特別是行為藝術的妖魔化，二是當時的編輯記者對於藝術的基本概念和價值觀缺乏專業準備，三是過於偏重地下藝術，將其與前衛藝術混淆，結果一方面過分宣傳了一些不重要的藝術家，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急於成名者利用，造成混亂。
網路媒體的誕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成為當今的代表性媒體。很多年輕批評家第一次發表文章都是在專業的網路媒體上，可以説這些網路媒體和批評家的成長密切相關。此外還有一些直投方式的雜誌，良莠不齊，需區別對待。
總體上説，現在的批評家生存狀態更加多元化，和媒體的職業聯繫不像80年代那麼直接，因此，探討批評家與新媒體如何形成良性互動，就顯得尤為必要。
段 君：首先要反省的是嚴密性。
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説，在靜態雜誌上發表文章，不會馬上得到反饋。而在網路上發表批評文章，能迅速得到回應，你有任何不嚴密的地方，網友還會不斷追問。因此如果從反省自身的角度來説，我認為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新時代新媒體的出現，要求批評家的行文措辭更加嚴密。
鮑 棟：網路有時讓論證成了論戰。
今天的網路已經超越了傳媒的概念，而成為生活本身。網路對於批評的好處毋庸置疑，如傳播速度快、互動性強、程式上更加民主等，但正因為如此，網路批評帶有很強的論辯性，即便本身不是論辯的話題，也可能引起論辯性的事件。其直接結果就是批評家在發表文章時，會有意突出論辯性的觀點，寫成了短文，但其背後大量的分析、研究和系統思考無法得到充分體現，這是網媒與傳統學術媒體相比的不足之處。
批評家對於網媒一開始是積極參與，近期卻反而成為大眾質疑的對象。網路似乎更適合論戰，而不是論證。但這不是網路的本質帶來的，而是我們的用法有問題。
盛 葳：學者應理性看待媒體需求。
我直接參與了五個刊物的編輯製作，最大感觸是，網路時代迫使紙媒的分類分層更加明顯，對讀者群的定向更為細化。由此對藝術批評的直接影響就是，針對什麼人群，發表什麼樣的文章。同時，為了吸引眼球，媒體有時會鼓勵“罵派”文章。而這種情形下，學者容易在配合媒體需求的同時，迷失在光環中。我們應該更理性地來看待這個時代媒體因為自身轉變而帶來的某些特徵。
何桂彥：網路時代仍要保持學術規範。
媒體和批評是相互需要的，這點毫無疑問。當代藝術為什麼需要媒體？是因為其産生的初衷就是前衛性和宣告性。諸如超現實主義等等，光自己出的刊物就多達十幾種。批評家需要媒體來掌握話語權，老一輩批評家即使直接不參與刊物的編纂，也大多是主要撰稿人。
而青年批評家與老一輩的不同在於，我們的起步大多是從網路媒體開始的，並且因著網路的便捷，大部分人五六年間就成長起來了。所以一方面，我們需探討網路批評的規範性，如何讓批評家與網路媒體保持良性互動；另一方面，鋻於目前的很多問題是媒體自身的不完善造成的，我們也要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學術規範，除了便捷的網路媒體，也要更多轉到紙媒，特別是學院刊物上來。
杭春曉：保持理性，提防謾罵陷阱。
媒體與批評家的關係可以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來歸納。
與傳統媒體相比，網路的優點是更為便捷，但很致命的問題在於，這種便捷也使參與者更容易陷入口水仗，從而喪失獨立、理性的方式。爭論的可怕性在於，可能把觀點極端化，這在今天存在著極大的危險。
因此，當我們介入爭論時，一定要如何保持理性的態度。是不是尖銳的爭論就一定有益於學術討論？事實證明，有時候本來很有價值的題目，最後變成了謾罵，背離了本身的價值，這是當今時代值得反省的陷阱。
杜曦雲：當別人謾罵時，回應的選擇權在自己。
網路的謾罵雖然讓很多人撓頭，但不管怎麼説，我們無法制止，這是別人的自由，因噎廢食又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僅僅是：在當別人謾罵的時候，自己選擇罵還是不罵？
同時，我們也要相信讀者的判斷力，謾罵與有價值的評述同樣擺在網路上，讀者自己也具備分辨能力，並不説是誰罵得夠響就信服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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