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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蕓：可我聽説，你在國美當系主任，當院長，十幾年，連房子都沒有。
潘公凱：是啊，我離開杭州的時候是無房戶，我在杭州當院長時，的確分了好幾次房，但是沒給自己分。我現在在杭州，還有一個房子，這個房子也是給別人住，也不能給我，只能是租的，所以我是杭州無房戶，我一間房子都沒有。
王瑞蕓：你當院長，就是給自己分房子也不是很過份的事情啊。
潘公凱：是也不過份嘛，但是分房子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壓力大到有的人幾乎要到分房小組的組長家裏扔炸彈去了，就要這種程度……
王瑞蕓：那你要面對很多很不好玩的事情啦。
潘公凱：其實我也不是去選擇這種不好玩的事情來幹，而是不好玩的事情堆在面前。比如説文革這种經歷不用説，文革以後關於我們家的各種各樣的所謂身後之事的處理……
王瑞蕓：也很麻煩是嗎？
潘公凱：麻煩得不得了，包括我母親的病，我哥哥的病，我家裏也沒有勞動力，所有事情都是我幹，所以我説我幹過各種事情。你都找不出美術界所有別人會幹的事，我有不會幹的……我經歷過的事情和體會到壓力，估計同代人中是很少的。所以我為什麼沒有上大學讀書，我是根本不可能讀書，忙到根本不可能讀書。
王瑞蕓：那你不覺得犧牲挺大？尤其你又是一個男性，對於你們而言，個人前途很重要啊，安身立命，建功立業啊。
潘公凱：犧牲就犧牲，我歷來對犧牲不太在乎。我當時實在太忙，就覺得讀書的事以後再説吧，反正總會有機會的，我總覺得自己的事情一般都不太重要的，比如我要抓緊時間處理我母親病，尤其是我哥哥生病，連續幾年跑醫院，想方設法弄藥，求醫，診斷，開刀……
王瑞蕓：全是你在做？
潘公凱：對啊，護理病人我是一等，我是很好的護士，我是連靜脈注射、點滴都會做，我對藥都很懂的。對腫瘤什麼我都懂，我買書來研究並與醫生討論。我護理病人護理很長時間，所以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做過……我的生活經歷告訴我，在常態生活當中健康、正常、積極地活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積極、健康地活著，如果要是還有一點成果的話，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既然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們就要努力的做到這點，做到這點以後，我們再去想怎麼能夠再進入到第二個階段，第二階段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種超越生活的途徑。因為畢竟，雖然我們可以很健康地活下來，那畢竟也是一件很沒勁的事，還要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種很寬鬆，很自在一種心態，能夠談得很明白就是這樣。
王瑞蕓：別人看來你是一個藝術家。但想不到你的生活工作方式跟別的做藝術家的人那麼不一樣，你95%的時間都在做行政工作，而且是拼命工作，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潘公凱：我這麼做，並沒有一個得失關係在其中。若考慮得失，像我這麼做到現在，我就活不過來，撐不下來，這個過程非常之艱苦，一般人都承受不了…… 其中除了工作量，還包括難度，風險，困難……都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現在人只看到結果，這個過程之難沒法説，做的過程沒有人理解，説一個月也説不完。所有的困難都要自己一個人吃下肚去，在別人面前還不能流露出來，只能流露的是飽滿的熱情，並且要用這熱情感染別人。總之，所有的難處一點都不能對別人説，因為你要説難，所有的人都會説，你不要幹好了。我只能把事情都説得很容易，這樣別人才能跟著幹，因為誰都不想做難的事情。由於做得多，甚至教育部也認為，我只要做到現在工作量的1/3就很好了，我這個校長就已經做得很像樣了。
王瑞蕓：假如做1/3的工作量，你也可以達到超越，那麼……
潘公凱：當然，就是不做，也可以超越。但現在機會特別好，你不做別人就做了，對中央美院來説，不能失去這個機會。對個人充滿機會，對中央美院也充滿了機會，作為一個中央美院的領導，不抓住這個機會，你會對不起先人，對不起後人，你不上，別人就會上，我做得好，別的學校院長也就幹起來，你追我趕，大家都幹起來。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代價非常大，我如果不是心態好，就是不去跳黃河，身體也會垮掉。一個學校在快速前進時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層幹部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找到我這裡來，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我這裡就是終點，我得全部接受下來，不能往上交。我就必須獨自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一個人如果考慮自己，絕對幹不下來，我這個人是不怕丟官，不怕不被理解，不怕冒險，不怕承擔責任……只有這樣事情才能做成。而我倒沒有感覺事情做成了，達到一個結果，獲得某種位置，我對這個沒感覺。
王瑞蕓：那你對什麼有感覺？
潘公凱：對於把事情做好有感覺。一做起事情來，人會想到風險、困難、委屈、犧牲，我對這些都不害怕，甚至不排斥，因為做事情沒有這些就沒有快感，那還有什麼快感？我這個人是……平時説話聲音也不高，但一碰到事情時，人是很興奮的……
王瑞蕓：這真是很少見，其他人也想做事，但都希望事情越容易越好。
潘公凱：是啊，事情本身也可以容易地做，也可以困難地做，我就喜歡把事情做得好，不喜歡做得不好，當然就有難度，而越是有難度，我越是興奮。我是一談到事情馬上興奮就來了，如果事情特別難，就更興奮，狀態會特別好。
王瑞蕓：你在年輕時就這樣？
潘公凱：一直這樣，我對困難的準備太充份了，我從小學就開始作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和承擔。我母親生我是40歲，父親50歲，因此他們非常寶貝我，我也特別聽話，是那種特別好的孩子，對自己要求很高。我從小學一、二年級就反抗母親的呵護，想鍛鍊自己，就覺得經歷困難是必要的。我從小就是這麼一種狀態，我願意吃苦到什麼程度呢？我插隊後，當時感覺浙江的農村不夠苦，對自己的磨煉不夠大，還要找一個更苦的地方去，就跟幾個同學約好，打算要找一個更遠更苦的地方，都已經在動手做了，但後來有同學改變主意了，最後沒有做成。
我從小到大，文革，下鄉，回美術界……經歷多，體會也特別多，特別複雜，我的經歷前後都非常特別，別人的特別只會在某一時期，而我前前後後都特別。我在下鄉前就很特別，一直是學校的特優學生，尖子學生，老師特別喜歡。在當時的理想教育下，我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心思就比別人多，想得非常複雜。
王瑞蕓：如何複雜？
潘公凱：想一些很大的問題，比如對理想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思考……我從小就想很深的問題，比如想個人和群體是個什麼關係，讀很多哲學、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進化論，然後，列寧對共産主義，對人類理想的論述，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理論；還有就是文學作品，俄國的……我從小一直企圖理解社會進步，革命，人生，對社會做貢獻等等。我的人生主要從心態得益，從有理想得益。
王瑞蕓：你這種表現，周圍的人，比如那時你的同學老師怎麼看你。
潘公凱：當時的情況跟現在不一樣，當時很多人非常正面，非常上進，那時青少年的思想狀況比現在純得多。因此我從沒覺得自己很好，我和當時的學校環境很協調。只説我當時的老師，我在小學的班主任，是全浙江最好的教師，得到過一大堆榮譽。她非常非常愛孩子，教課極好，板書非常漂亮，會唱歌會跳舞。她教的課，很多要在禮堂裏上，後面都是聽課的老師，數量比學生還多……所以，理想在我這裡不是看書得到的，而是身邊有一大堆榜樣，人都很好，善良，努力，對理想充滿熱情。
我的家庭環境也很好，我家裏沒有那些是是非非，家裏沒有小事，家裏不吵架，永遠很安靜。我當時生長的環境就是這樣。其實在文革前我父親也有很多起落，但他是典型的儒士，對這些事情都有非常好的控制力。父母都不抱怨，小孩都感覺不到他們承擔的壓力。
我的思想最初是跟家庭有關，家庭影響的確重要也很持久。但其實我思考判斷的問題超出了父輩的影響，我所受到的所有教育整個都成為我思想的來源，很複雜。我如果在思想上有什麼優點，我是能夠把學到的各種各樣的知識串到一起，全成為有用，這成為我思考的出發點和素材，我的東西都是業餘學的，我理解了，就用，還把它和其他的東西串連起來，不浪費的。我學進的東西都可以用的……所有這些影響，讓我很習慣一直把心思都放在大事情上，從小目標就太遠大了，從小都在想共産主義，人類大同，我把所有有關共産主義的書都找來看了。
王瑞蕓：現在有沒有破滅呢？至少對共産主義這個理想破滅了。
潘公凱：沒有這麼簡單，不能簡單地説共産主義理想破滅，馬克思以後這個理想被後繼者發展或曲解，被後來的很多事情把共産主義這個朦朧的遠景弄到不同地方去了，它原本應該是非常美好的，與大同、自由、平等、博愛，都很一致。但共産主義作為遠景目標在實踐過程中被扭曲，這些問題我都想過，而且在很長時間裏一直在思考。因此我不會簡單否定，或者簡單肯定。我的思維方式一直是這樣，對想不明白的事要追到底，對理想問題我現在還在想，思考了幾十年，弄清楚。
王瑞蕓；你父親當年的追求，別人都看得見，都有口碑，那麼你現在也有追求，別人也看得見嗎？
潘公凱：別人只知道的是我做成的幾件大事，但並不知道我怎麼想，具體是怎麼做成的，我不願説，説也很難説清，我所經過的主要是個生命過程，説不清的。我的思想狀況，從表面看不出來，別人不會知道。別人看我是院長，其實當院長是為了做事，事做完了就可以辭職不幹了。我也不單純是一個畫家，我很少有時間畫畫，我很想有時間畫畫，畫畫是最愉快的，但就是擠不出時間，因為總有事比畫畫更急、更重要。我欣賞馬克思説的，“在共産主義社會裏，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之一的人們。”就是説，人要全面發展。未來的人在感性上，理性上，心智和體能上都將是最好的。
王瑞蕓：有人傷害過你嗎？
潘公凱：這太多了。但我往往比較健忘。
王瑞蕓：你總要生氣吧？
潘公凱：生氣也生氣，但忙了就顧不上了，我沒有報復心，我對於報復，妒忌沒有體會，但都研究過，就是人與人怎麼對待這些問題，要想清楚，不清楚，就不能理解。就説那時候……在文革中社會對我們家非常不公，我父親和我們家的冤案是全美術界最大的冤案，這麼多年我不抱怨，只是努力幹事。我倒不是有抱怨，硬忍著壓抑自己不要抱怨，不是這個樣子，而是我就沒有生抱怨這個情緒。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想去深刻理解文革這個事情本身，我將可以抱怨的對象都沒有。我是花好幾年的時間去想社會的問題，這就沒有空間留給抱怨了。其實這已經可以被理解為是超越了，超越了個人的利害，我在那個時期也不想自己的得失。而且我也知道，抱怨一點點意義都沒有。
王瑞蕓：你在《守護理想》中曾説，要在人生中做實驗，實驗的命題是坦誠。因為你説在文革中“當時我周圍幾乎所有坦坦蕩蕩的人和説真話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所以我要試試看能不能既堅持做到坦誠，又能做成一些事情。”你這個實驗做得怎麼樣？
潘公凱：坦誠我一直做到現在，很好，我自己比較暢快，覺得人跟人不需要撒謊，但也不是把話對誰都説，人家不需要聽的，當然就不要説了。我對人都很好，我覺得這樣比較合適，自然。
王瑞蕓：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坦誠，導致做事情失敗。
潘公凱：當然有，好心沒好報，是常有的事，常人看來很吃虧。我平時不去想吃虧不吃虧的問題，因為我很少在乎個人利益，我沒有那種少了一筆錢或者少了什麼的吃虧感。名和利這些東西跟人心態有關，人如果對自己不夠自信就會很重視名、利。我對物質一點追求沒有，我個人很少用錢，不抽煙不喝酒，衣服買得都很便宜，沒什麼用錢的地方。更是因為我還比較自信，甚至可以説是相當自信。也不求名，就是説，不需要外界對自己作肯定，我自己最知道自己做得怎麼樣，在任何位置上我都會一樣做事，任何情況對我會是一樣的。
王瑞雲：學院的群眾、教職工對你的所作所為是否理解？或者對你的辛苦付出是否了解？你的上級領導對你的工作了解嗎？工作中碰到過有人惡意中傷嗎？
潘公凱：多數教師對我的工作情況有一點大概的了解，大家基本知道我一直很忙，但不太清楚在忙什麼。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我忙的程度，比如院辦的秘書。其他的人都不太了解。也有些教職工對我的工作情況完全不了解，或者不屑了解，因為跟自己沒什麼關係。有的還免不了對我有怨恨，比如評職稱，升職務等等，十個蘿蔔兩個坑，就生怨恨，有破口大罵的，有發短信威脅的。總以為我院長説句話就可以進，其實哪能呢。有的甚至在網上大寫匿名信，造謠誹謗，惡意中傷，罵個沒完……什麼樣的人都有。我的態度是不關注，不理睬，隨它去，因為我精力顧不上，也沒興趣應付，我平時實在太忙。
上級領導中有工作聯繫的，對我就比較了解；沒工作聯繫的，就不太了解。因為我沒有時間去作彙報和宣傳。我找領導，都是為了工作。我從不為自己的事找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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