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鑒藏家的交往對董其昌的藝術思想與創作的影響是深遠的。會見收藏家，欣賞與鑒定書畫都“以古人為師”，並買賣文物。董其昌在杭州與收藏家馮夢禎、高深甫、吳廷、楊彥衝、陳梁等過從密切，通過這些收藏家，他得以欣賞到晉人王羲之《官奴帖》、王獻之《中秋帖》、唐人王維《江山雪霽圖》、米芾草書《九帖》、宋人郭熙《倣王維輞川圖》、米友仁《楚山秋霽圖》、蘇軾《赤壁賦》、蕭照《高宗瑞應圖》、行書詩《擬古》、《吳江垂虹亭作》、《入境寄集賢林舍人》、宋高宗書《杜少陵詩》、元人趙子昂《春郊挾彈圖》、《倣趙伯駒謝幼輿丘壑圖》、《臨王大令四帖》等。加之董其昌在杭州得觀高深甫所藏郭熙倣王維《輞川圖》，認為“有勾染而無皴筆”，“雲峰石跡，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 而王詵《瀛山圖》則“細謹而無淡宕之致”。對這些字畫的鑒賞，提高了其藝術眼光，對其藝術思想的建立無疑有著重要的作用。最終，他選出畫史上他認為有代表性的畫家，把他們分成南宗和北宗，並力推南宗。董氏的這種畫藝思想不能不説深受其鑒藏的影響。他的收藏不喜歡南宋畫，而是以自己提倡學習的南宗董源、李成及元四家等畫家的作品為收藏目的。 再者，交遊有助於董其昌平淡天真、蕭散率意的文人畫風的形成。恰如《畫史繪要》評價道：“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為本朝第一。”而江南的西湖山水為東南的精華，山不高而林木蔥郁，水不深而漣漪迭出，特別的秀潤清麗。尤其是杭州有林和靖隱居的孤山，王蒙隱居的黃鶴山，因而不僅可遊可觀，更在於可居可隱。這些對董其昌而言，自然會發出“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令人起高隱之思也”的感嘆了。因此，董氏在自己的山水畫創作當中，直接將鉤皴點染都化入書法筆意。這種觀念反映在鑒賞當中，就是將筆墨作為繪畫最為重要的元素加以呈現，他直接宣稱：“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畫豈有無筆墨者”，甚至這種重視到了與自然景物爭功的地步：“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因此，這種觀念轉化到鑒賞繪畫當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知此省畫法。” 更為重要的是，董其昌對收藏曆代書畫名作長年不斷地欣賞臨倣，如曾自題山水稱“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長至，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為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為多也。”又説：“余在長安西苑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佈置與真本相似。”像這類臨倣古人的記載，不時見於《畫旨》、《畫禪室隨筆》等著作中。更見諸他的畫作中，如《倣倪瓚山水圖冊》、《倣趙令穰水村圖》、《倣倪元鎮山水》、《倣大癡山水圖軸》、《林和靖詩意圖軸》、《董范合參圖軸》、《高逸圖軸》、《倣黃鶴山樵》等。對這些收藏的歷代書畫的不斷觀賞臨摹，極大地提高了董其昌的審美能力和藝術水準。加上董氏在繪畫中特別強調古法，“豈舍古法而獨創者乎”，所以通過這種臨摹經驗，可以説對歷代山水畫的格法源流變化如數家珍，最終形成了董其昌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 同時，大量的鑒賞臨摹體驗對董其昌的藝術眼光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説真正做到了范璣所説的“而一點一畫玩味之，可以自證工夫，資長不足”，並且最終使得董氏在鑒賞上能夠做到一個平常人所不易達到的境界，那就是“知古人之得失，循流溯源，以明不可見之古畫”。而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來源於其個人的鑒藏。 因此可以説鑒藏深深影響了董其昌的藝術創作。而董氏的收藏目的，在於以古為師，古為今用，從而使他成為具有復古創新的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