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意味著對於群體的歸屬，這一對於群體的選擇，對於當下人來説，則産生於本民族與西方文明之間。一個時代被文化中心話語深深套牢，沒有反省與批判，沒有抉擇與守護，盲目的追求與推崇或許已成為當下的常態。傅文俊曾表達過對於當下“圖騰現狀”的反思：“對文化中心話語的惟命是從、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既定認知、以及對後殖民文化理論的盲目推崇，何嘗不是一種圖騰的崇拜。”工業革命後的流水線運作方式造就了安迪•沃霍爾式的商業圖騰，商品的品牌力、符號化的生活方式、符號化的觀念認知無不構成了新時代的“圖騰現狀”。藝術家關注到圖騰所帶有的非理性特質，在城市化、現代化的物質文明中，對於西方話語盲目、不加擇取的崇尚，存在著深層的隱憂和病患。 
在藝術家的個人創作經歷中，我們似乎始終能夠看到他對於中西文化話語權的關注。其在《十二生肖》、《萬國園記》中體現出的強烈“歷史意識”，不同於大多數創作類似題材的藝術家的紀實攝影手法，藝術家把作品的重心放在了場景本身所賦予的作品意義之中。他通過空間、建築的歷史記憶，深刻演繹“走過場”的動態歷史。他將十二獸首與圓明園廢墟進行前後景“合成”，對帶有同一歷史記憶與空間屬性的事物進行嵌套式的處理，實現了這種不可能的“回歸”。他將世博會建築與洗劫之後的圓明園並置，前者的臨時性與後者的永恒性，前者的繁榮與後者的落寞，構成充滿意味的歷史維度的視角。從圓明園的劫掠和燒燬到世博會的舉辦，中國同西方的關係發生著變化，儘管如此，他將歷史以一種特有的現代方式帶入現實，以圖像的方式作為失憶的提醒。他對於歷史的尊重體現于一遍遍地回溯歷史，承載著記憶中不太光輝、卻也不能被遺忘的部分。而在《圖騰》系列中，他更像是一位講述寓言的人，以遠古的故事闡述當代的寓言。在那些看上去近乎樂園的土地之上，人們密切遵循著巫術的法則，依附於圖騰神物的庇護，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藝術家則對這一規則的強制性與權威性提出了質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