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業快幹漆覆蓋的名畫》Famous Painting Covered with Industrial Quick 
《VISA》  《自在之物》 2012 年10 月14 日，由藝術史學者黃專策劃的“自在之物：烏托邦、波普與個人神學——王廣義藝術回顧展”在今日美術館拉開了帷幕。本次展覽將王廣義視為一個“藝術史命題”而非藝術個案，進行與當代中國思想史、視覺文化史相關聯的深度個案研究。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人物，王廣義的藝術經歷及其作品折射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起承轉合。在中國改革開放近30 年來，社會現實及其上層建築出現了巨大的變革。就藝術領域而言，價值標準的模糊使得對藝術品的評價、判斷發生了失衡。在缺乏藝術史客觀、理性分析的情況下，照搬模倣、商業化、後殖民等標簽被盲目地套用在王廣義個人及其作品上，被公眾及業內認知。 2008 年，黃專曾通過“視覺政治學——另一個王廣義展”來清理藝術家身上的政治標簽，探討作為所謂“政治藝術家”的他，其政治立場和藝術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邏輯關係。而在此次的“政治、藝術與神學：王廣義藝術研究計劃”中，黃專以“自在之物”這一主題系統展開對王廣義藝術中理性與信仰、世俗世界與超驗世界、政治- 神學內容的歷史辯證性質的深度學術研究。以藝術史與思想史結合的方法，全面清理這一歷史的內在發生邏輯、圖 像方式和情境影響，為全球當代藝術理論闡釋系統中增添一個漢語批評的案例。 本次回顧展由“文化烏托邦想像：創造的邏輯”、“從分析到波普：修正與徵用”、“唯物主義神學：質料與形式”和“自在之物”4大單元構成。前面3 個單元將展出王廣義自上世紀80 年代至迄今的40 余件代表性作品，包括：《凝固的北方極地》（1985）、《後古典——馬拉之死》（1986）、、《大批判——萬寶路》（1992）等油畫作品和《VISA》（1994）、《基礎教育》（1996）、《冷戰美學》（2008）等以及其他大型裝置作品。同時還展出大量未曾公開過的方案草圖和影像、圖片文獻。 在展覽的第4 單元中，王廣義為今日美術館1 號館2 層主展廳的空間量身打造了一件名為“自在之物”的大型裝置作品。在挑高為12.5 米的宏大空間裏，王廣義堆放了5000 余袋裝在傳統麻袋中的大米，頂部則安裝了7 盞大燈。作品巨大的體量喚起人們對於糧倉、公社等集體空間的記憶，讓人肅然起敬。 帶著對於80 年代那段激情燃燒歲月的回憶與想像，帶著對於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種種誤讀，帶著對於展覽的諸多疑問，筆者走進王廣義的心靈世界，希望能夠剖開各種紛繁的表像，連結起藝術家創作生涯的內在邏輯，解構並且重構另一個王廣義。
訪談 第一部分： 關於藝術家及作品的歷史線索諸問題 記者：您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院），受過嚴格的學院教育。80年代初期浙江美術學院在實踐和理論研究領域涌現出一批人才如黃永砯、谷文達、范景中、洪再新等，這樣的十分具有先鋒性、探索性的氣氛對您又怎樣的影響？ 王：毫無疑問，在浙江美術學院的四年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學院裏對藝術的“當代意義的追問”的學術氣氛對於一個年輕人太重要了。這讓我了解到構成藝術問題的複雜性。 記者：可以説，您的作品進入到公眾視野是從“理性繪畫”開始的。您這時期的作品具有烏托邦信念——相信一種健康、理性和強有力的文明可以拯救喪失信仰的文化。但是很快，這種抽象的、超驗的、帶有普世性的作品，經由“後古典時期”轉向了帶有波普傾向的“圖像分析”階段，作品呈現出非常具體的現實經驗性； 80年代末期進入到“波普時期”，您將毛時代的視覺遺産與商業logo語言結合，並提出了“清理人文熱情”的口號，這不能不視為是對之前創作階段的否定。請問這之間有著怎樣的邏輯關係？或者説內在的關聯？ 王：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否定。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一種藝術的邏輯推進。在“理性”時期我認為藝術存在於“藝術的歷史”之中，但是將藝術極端地納入藝術史之中加以解讀的話，會忽略藝術産生的現實經驗的基礎。於是，我在我的藝術中開始新的思考，也就是進入了“波普時期”。我試圖將我的藝術創作與“藝術的歷史”以及現實經驗綜合起來。 記者：如何理解“清理人文熱情”？這産生於怎樣的歷史語境？為何您會選擇將毛時代的視覺遺産作為清理人文熱情的圖像工具？ 王：我提出“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是基於當時藝術界誇大藝術作品的普遍的哲學含義，我認為藝術作品的“感 官意義”所具有的不確定的思想更值得重視。而毛時代的視覺遺産，具有一種多樣的複雜性。當我們試圖放大其哲學 的普遍含義的時候，它的現實的“感官意義”會將人們拉回到現實的大地。 記者：由於《毛澤東》、《大批判》這類作品的解構性，栗憲庭將這類作品命為“政治波普”，並以策展人的身份將這些作品帶到了45屆威尼斯雙年展（1993年） ， 在9 0年代受到了西方媒體的廣泛關注。在冷戰思維的余溫下，不管是藝術界、學界還是媒體、大眾，您連同這些作品的經歷很自然地與“文化後殖民”發生了關係，榮譽夾雜著非議紛至遝來。而長期以來對您和作品的這些詰難也主要集中于藝術語言的非原創性以及藝術家在對待商業資本與民族立場上的道德操守、價值立場問題。您對此怎麼看？應該如何理解“價值中立”的概念？ 王：我曾用“中性立場”這個詞來描述我的工作。我認為在“中性立場”的態度之下，會化解你所説的“文化後殖民”以及“藝術家在面對資本誘惑與民族問題上的道德操守”等問題。如果我在我的藝術中是有傾向性的話，都等於在強化你所説的這些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