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畢武英 藏家朱紹良給人的第一印象更像一位學者，而他自己在收藏之外，也將很多精力放在寫作和講課中，他向記者介紹説，把自己多年的收藏經驗變成文字，是對知識的梳理和再次確認。 因此，當他和記者聊起即將到來的2012年秋拍的時候，比別人多了份文人的情懷。 朱紹良認為，雖然今年整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好的拍品並不多見，但一旦露面，必定以天價成交。“收藏重要藏品其實和經濟形勢沒有太大關係。民國時期，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賣到了幾百兩黃金，‘七七’事變時，張伯駒買《平安貼》也花了4萬塊大洋。這些在當時都是天價。” 朱紹良向記者介紹説，自己的收藏原則是，“古人藏什麼我藏什麼，近現代人藏什麼，我藏什麼。”因此，古代書畫在朱紹良眼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魅力。“它們價格比較堅挺，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代表了傳統的民族文化精神。”朱紹良説，藏家買到宋元時期名家的畫，國家一定會拿著不菲的徵集費用等著接你的下一棒。“相反，國家各個博物館不會拿著這筆錢買齊白石、張大千的作品，因為後者在市場中太多了。” 對於近現代書畫板塊，朱紹良認為能夠稱為大家的僅4人而已——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和黃賓虹。“齊白石作品有自己的獨特性，筆墨用到極致，然而即便這樣，齊白石依然認為自己和古人相比不算什麼。在石濤面前，他稱‘焚香願下師生拜’，在徐渭、八大、吳昌碩面前，他説‘情願三家門下轉輪迴’。”朱紹良説，齊白石都有如此自知之明，現代的“炒家”卻連這樣的“自知”都沒有，只要手中有齊白石、張大千等人的作品，一定要把價格炒上去，有時遠遠高於古人作品的價格。 朱紹良還説，近現代書畫板塊中贗品不少，比如市場上有6萬張徐悲鴻的畫，可能只有6000張是真的，但是現代人通過辦展覽、出畫冊等一系列手段，把這些贗品洗白了，使李鬼變成了李逵。面對贗品，朱紹良認為，真正具有鑒定能力的是市場中的精英，而不是畫家本人或者家屬。“曾有藏家請一位已故知名藝術家的兒子看畫，該藝術家之子一看就斷言該畫並非自己父親所作。孰不知其實自己早些年已經為這幅作品開具過真跡證書，當這位藏家拿出藝術家之子親筆寫的證書後，他羞得無地自容。”朱紹良説，這樣的例子在收藏圈並非個案。 在朱紹良看來，和古代及近現代書畫相比，當代書畫幾近末路。“黃賓虹曾經説過，康熙之後就沒有中國畫了，也就是四王吳惲之後，中國畫後繼無人。而康有為更加苛刻，他認為從元四家之後，中國畫就消失殆盡了。如今當代水墨畫家，有些連基本的繁體字都不會寫，握筆方式也不對，怎麼能畫出傳統中國畫的精髓來？”不過，在當代水墨畫家中，朱紹良認為黃胄繼承了中國畫的筆墨基礎，他的精品之作的確精彩。 而對於瓷雜板塊，朱紹良説：“目前明清官窯器喪失了市場的動力，原因在於拋盤太大，這兩年梅茵堂、張永珍、胡惠春的藏品相繼推出，一下子為市場提供了大量的明清官窯器，未必能全部消化。而一些買瓷器的大藏家，比如歐柏齡，年事已高，基本不會再買，還有天民樓的葛師科，買的器物年代最晚的也是乾隆以前，他也不會再買了。”雖然明清官窯瓷器價格下跌，但朱紹良介紹説，令市場欣慰的是，高古瓷價格開始上升，比如今年春天在香港成交的那件以兩個多億成交的宋代汝窯。“不過內地受到政策限制，這類瓷器並不能進行公開交易。”朱紹良還向記者透露説，在今年秋拍之後，會有一件比春拍那件宋代汝窯還要好的器物出現在市場，價格也將遠遠超出前者，“這件器物不僅是個完整器，而且還有造辦處檔案、陳設檔案，有乾隆禦制詩記載，還包括雍正年間的記載。” 而對於今年中國嘉德、北京保利在香港設立分公司，朱紹良認為把原本一個市場分成兩個，“內地拍賣市場應該獲得的收益和權益，拱手讓給了香港。”朱紹良不客氣地稱，“我們1949年公佈的文物法，是限制1949年之前的東西出境，而不是限制其入境。現在的海關法和文物保護政策發生衝突，前者限制文物入境，而後者又鼓勵回流。這時法律就應該修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