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丟勒可以用德語與人進行交流。但是到了威尼斯，他必須得學會義大利語，以便他在不知道用德語怎麼表達的時候，可以使用義大利語。無論如何，正如伊拉斯謨所感嘆的，丟勒非常善於與有學識的朋友交流，而且精通宗教、哲學、數學和占星術知識。皮爾克海默當然不會把自己翻譯成拉丁文的著作獻給一個對哲學一無所知的朋友。丟勒還對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和柏羅丁的思想非常著迷。丟勒能掌握如此之多的豐富知識的訣竅就是拉丁語，因此他一直強調“學習美術的學生應該學習拉丁語，這樣他們才能閱讀高貴的文獻”。 丟勒在威尼斯期間所寫的信件以及去往荷蘭途中所寫的日記都印證了他的觀察力是多麼敏銳，他與其他人交流的願望是多麼強烈，以及他對各色人物的生活的觀察是多麼仔細。所有的新事物他都要看一看，不僅包括藝術作品，還有其他所有能夠給他靈感的事物。  丟勒鋼筆畫《攜帶吉卜賽戰利品的騎士》，作于1518 年 就個人經歷的角度而言，在丟勒那個時代到各國遊歷的意義比我們這個時代要大得多，那是一種新思想的交流。丟勒無法像其他有學識的人一樣平靜地生活，也不能像普通的城市居民那樣很輕易地獲得滿足感。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在描述北歐人內心的征服慾望時用了“海盜精神”這個詞，正是這種自祖輩那裏傳承下來的慾望驅使著丟勒不斷尋找新的知識領域，而這正是他的幻想的源泉。丟勒在沃格穆特的畫室學到了傳統的繪畫技巧，也知道了用之不竭的宗教資料，他成功地抓住了當時最新的思想潮流，使用了義大利的藝術風格，但是他沒有滿足。第二次去威尼斯時，丟勒批評威尼斯畫家缺乏創造力；他曾寫信給皮爾克海默説“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丟勒要自己創作出新的主題，他是第一個創作“自由”風格版畫的北歐畫家。在偏見和無知的眼中被看做矛盾的過程其實是丟勒通過幻想進行創作的過程。 作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丟勒的幻想細胞遍佈他靈魂的每一個角落，從最幽暗的深處到最明媚的高點。丟勒不僅僅是一名畫家，也不僅僅是一位詩人，而是一個擁有詩人一般的靈感源泉的畫家。他不僅僅是一名宮廷畫家或者宗教畫家，也不僅僅是某一個階級的藝術大使或者哪個行業的代言人，而是把這些都囊括在內的、無所不包的人。因此，我們不能挑剔地説他的畫作中具有某種矛盾，説他的作品有的是“大眾化”的圖畫，有的卻過於“高雅”，因為有時他面對的是所有人，而另外一些時候他面對的只是一個非常窄小的圈子。丟勒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是要給誰看的，而且他也需要根據自己的主顧來調整風格和技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使徒》，這幅畫注重的是圖畫與説明文字之間的聯繫，因此不單要考慮它要擺放的位置——紐倫堡市政廳，還要考慮欣賞這幅畫的人——這座城市的管理者，他們是政治家，而不是美學鑒賞家。 丟勒同時代的人把幻想看做是丟勒最突出的特點。但是真正認可他的想像力，真正認為他的幻想是不可或缺、無法抵擋的創作元素的卻不是德國人。約翰尼斯·科克拉烏斯1512 年説全歐洲的商人都在購買丟勒的《耶穌受難》木刻組畫，因為他們國家的畫家們要拿它來做典範。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説丟勒能夠把用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轉化到畫紙上，甚至能表達語言本身。1515年，紐倫堡的安東·塔奇爾購買了三幅丟勒的《聖哲羅姆》、四幅《憂鬱》的拓印本，作為禮物送給羅馬的朋友。薩巴·達卡斯蒂利昂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丟勒的很多木刻畫已經從德國傳到了義大利。丟勒去荷蘭遊歷時特意帶上了自己的《啟示錄》、《聖母的一生》和《耶穌受難》組畫，以及一些單幅畫作，比如《憂鬱》、《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復仇女神》、《海怪》和《書齋中的聖哲羅姆》的拓印本。通過這些禮物，在有意無意之間，丟勒為自己的作品做起了廣告。收到這些禮物的人又把這些作品帶到了歐洲的每個國家。同時，阿格妮絲也坐在德國的露天市場裏賣一些“大眾化”的木刻畫和版畫，以及一些更精緻的畫作。丟勒的作品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