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他們眼中的收藏投資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6-27 17:31:38 | 出版社: 中國證券報社

2010年5月25日,《收藏投資導刊》正式創刊,時值今日整整一歲。此間,我們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援,結識了很多業界資深人士。在此,我們謹以一期人物專題,為讀者展示業內不同領域理解下的藝術收藏。此外,本期視點特別策劃“藝術媒體怎樣保證其公正性”的話題,希冀通過這些人士的回答,為媒體今後的長足發展提供依據。

徐立明:收藏要有好眼力與人脈

“媒體報道一定要客觀、真實,具有權威性,正確引導投資者進行收藏。”

文/本刊記者 陳君達

與徐立明先生的相識,緣于2010年的一次慈溪之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慈溪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一些“先富起來”的企業家有了更高層面的精神文化追求,開始收藏各類藝術珍品,因為收藏大家多,收藏檔次高,慈溪被稱為中國的“收藏重鎮”,而徐龍集團的徐氏兄弟便是慈溪收藏大家中的代表。與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就頻頻亮相海外拍場,一擲千金競買中國古代宮廷藝術珍品,並先後在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文博單位舉辦個人藏品展的哥哥徐其明不同,徐立明顯得非常低調。與現在的許多投資者不同,他從未將藝術品收藏當做是投資的一種方式,而僅僅是因單純的喜歡而收藏。徐立明從小家境貧寒,10多歲時便跟隨哥哥來到海洋漁業公司做搬運工,賺錢貼補家用,環境艱苦。憑藉著堅定的毅力,和遠超于常人的忍耐力,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後,他取得了事業上的巨大成功。徐龍集團是一家以從事鰻魚等水産品養殖加工為主的集團公司,它的鰻魚産量和出口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被稱為“世界鰻王”。徐立明説,水産養殖是季節性的,因此每年都會有幾個月的時間相對比較空閒,他就利用這個時間一邊學習藝術品鑒賞方面的知識,一邊到各地去搜尋各類藝術珍品。徐立明的收藏範圍很廣,陶瓷器、古典傢具、書畫、雜件等均有涉獵,其中尤以古典傢具和書畫為主。與哥哥徐其明的收藏方式不同,徐立明主要通過民間轉讓收購,隨著國內藝術品市場的持續發展,近些年,他的身影也時常會出現在國內各大藝術品拍場上。徐立明説,他希望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對自己的所有藏品進行系統的整理,讓這些藝術珍品從倉庫中走出來,使更多的人能夠欣賞到。

淩菲菲:讓藝術融入日常生活

“我希望媒體能組織更多的批評家,對藝術多一些批評,藝術批評是推動藝術市場發展和幫助藝術家成長的重要方式,也能教育大眾,讓大眾對藝術有更深刻的理解。”

文/本刊記者 陳君達

出生於書香門第的淩菲菲,從小就在文化與藝術的熏陶下成長,時至今日,她仍清楚的記得小時候家裏四週墻壁上挂滿書畫的雅境。兒時的耳濡目染,使她與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並且始終把藝術看作她生活的一部分。大學畢業後,淩菲菲經過多年的奮鬥、打拼,成為一位在房地産界叱吒風雲的女企業家。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並未使她追求浮華奢侈的生活,對藝術的熱愛,使她積極投身於文化藝術事業。由她創辦的明圓文化藝術中心,作為一家非盈利性機構,經過7年的探索與發展,已成為上海頗具影響力的藝術中心。淩菲菲説,“創辦明圓文化藝術中心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夠教育大家,讓更多的人關注藝術,了解藝術,熱愛藝術,讓藝術融入日常生活中”。當代水墨展和中青年藝術家推介展是明圓文化藝術中心每年都會力推的兩大展覽。淩菲菲説,她希望通過一些高水準、學術性強的藝術展覽和活動,來挖掘深具藝術潛質的年輕藝術家,探索當代藝術市場的繁榮之道。“有些很有潛質的年輕藝術家,因為生存壓力而不得不放棄藝術創作,我希望通過這樣的平臺,重新喚起他們對藝術的嚮往。” 在淩菲菲的辦公室裏,挂著幾幅她喜歡的抽象畫和水墨山水畫,熱愛藝術的她,也是一位對藝術頗有研究和鑒賞力的收藏家。淩菲菲説,她偏重於收藏近現代書畫和當代藝術,張大千、黃賓虹、林風眠以及弘一法師等藝術家,都是她很敬仰的藝術大師,另外,當代有潛力的年輕藝術家的優秀作品也是她特別關注的。“我喜歡真正精品的東西,現在市場上堪稱精品的東西並不是很多,我覺得收藏藝術作品不應只注重藝術家的名頭,關鍵還是要看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現在藝術品的價位已經偏高了,我覺得未來藝術品的價位會逐漸回歸理性”,淩菲菲説。


宋寧頡:創造中國工藝的奢侈品

“藝術類刊物魚龍混雜,想保持自己的品牌,起到媒體的公正性,就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源,這樣才能不受制于廣告客戶。做到‘敢説,敢批,敢曝光’。”

文/本刊記者 畢武英

和宋寧頡的第一次見面以他的爽約而改期,原因是採訪當日,他突然沒有徵兆地發起了高燒。事後,他向記者解釋説,病症源於糾纏自己多年的膽囊和肝內結石,“已經習慣了”。

深究之下,這樣的結石病,實在又是一種職業病,在宋寧頡從傳媒到藝術品經紀的角色轉換中,暗暗滋生蔓延。

“苦行僧”般的職業選擇

宋寧頡曾是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的高才生,畢業後在《粵港資訊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做過短暫的“本行”,不久便投身到在他看來比媒體更加具有新聞性並且在創意、挑戰方面充滿想像空間的房地産策劃中,那時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的房地産熱情都聚焦在廣州”。

之後的七八年時間內,宋寧頡以一年換一家公司的頻率,在廣州的房地産策劃領域規劃著自己的職業道路。“我當時就認為要在這個領域的三個方面都有所嘗試,甲方、乙方以及傳媒”。

憑藉之前的媒體經驗,房地産策劃中和傳媒相關的部分對宋寧頡來説輕車熟路。於是他很快便進入了甲方(開發商)。然而不久宋寧頡看出,“在甲方的工作主要是選取乙方的各種提案,不用自己動腦子,而且並沒有接觸到銷售等基礎領域,總感覺‘浮’在上面”,因此,當自己認為甲方的經驗已經積累到足夠後,他便毅然從“養尊處優的被服務者”轉型為“看人眼色的服務者”(乙方)。原因僅僅是“太安逸的生活會令自己發慌,而乙方很有挑戰性”。宋寧頡向記者説:“那時的工作是超負荷的,從來沒有週六週日,晚上加班加點是常事不説,往往第二天還要7、8點起來去周邊城市比如佛山、中山提案。”宋寧頡懷疑,結石病就是在那段時間開始在體內滋生的。

在外人看來,宋寧頡所選擇的甲方、乙方和傳媒,任何一條路,在七八年的時間內,如果專心從事一個方面,最後都能走得很好。宋寧頡卻偏偏將時間花費在不同的三個方面,像“苦行僧”一樣,艱難前行。

只有宋寧頡自己知道,三個方面之所以都要涉獵,並且在最苦的乙方磨練時間最長,最終的目的就是在積攢了足夠的經驗和能力之後,創立自己的品牌和公司。不過,宋寧頡自己都沒有想到,今天的品牌和公司竟然脫離了地産界進入藝術品經紀領域。

從郵幣卡市場首次接觸藝術收藏領域

200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宋寧頡在地産界朋友的推薦下,進入郵幣卡市場。“那時郵品開始放開,民間企業也可以製作郵票,有一種偉人題材的個性化郵票賣得很火。”宋寧頡也開始嘗試進入該題材的製作和銷售。“當時流行的做法是在電臺不斷做這種郵票的銷售廣告,賣得很火。而我由於是媒體出身,在銷售方面引入了平媒的概念”。令當時業界感到大手筆的是,宋寧頡率先在南方都市報等重要媒體花十幾萬元做整版的廣告。“最後都能賺回來”。不過宋寧頡説,當時涉足這個市場時,首先看出這是一個“賺錢的市場”,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知道“這個市場並不具有可成長性”。宋寧頡解釋説,首先這個市場魚龍混雜,問題太多,其次,進入該市場的門檻很低,只要有十幾萬元的資本,就可涉足。果然,不久之後,郵幣卡市場從繁榮走向了長期的低迷。

雖然沒有長久地做下去,郵幣卡市場還是將宋寧頡的視野從房地産策劃轉向了藝術品市場。

一天,朋友推薦一款當代陶瓷作品給宋寧頡,“當時我心裏也沒有底,以前都是賣幾千塊一套的郵品,這樣的陶瓷一件幾萬塊,不敢相信會有人願意買”。令宋寧頡沒有想到的是,當代陶瓷作品的首次試水,便獲得了買家的普遍認可,“賣得很火”。

在經歷了近10年的積累和磨礪之後,2007年,宋寧頡開始正式涉足藝術品領域,並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品牌。

宋寧頡的困惑

宋寧頡向記者介紹説,自公司成立以來,已經推出幾十款當代陶瓷,其中以景德鎮工藝師作品為主“越做越體會到中國陶瓷的魅力”。但宋寧頡也不諱言,在當代陶藝市場,特別是景德鎮陶瓷市場,存在著很多問題。

“本來具有禦窯文化底蘊的景德鎮陶瓷,成為‘廉價’的代名詞,比如一些中低端酒店中常常在大廳售賣打至一折的景德鎮陶瓷,幾百元一件。包括一些景泰藍市場,在國外被批評為景泰‘爛’,據説在美國的一個展覽中,中國當代的景泰藍作品,在展廳射燈的照射下,釉料竟然開始剝落。”

所以,宋寧頡希望通過自己公司的品牌,呈現出中國當代藝術品最完美的狀態,並將當代陶瓷藝術回歸到本應有的高端品位。最終成為“中國工藝奢侈品的創作者”。而這條路也是充滿著荊棘。

首先,以工藝師的級別定作品價格本身就是一種誤判。宋寧頡説,這種制度使得工藝師們心境普遍浮躁,為了這個關乎作品價格的頭銜,從創作中分心,有些更是絞盡腦汁,動用各種人脈為自己爭得一個名號。但“名頭高,並不一定作品好”。宋寧頡認為,這種對價值的誤判背後,是機制的缺失,可能本意是想規範市場,設立了工藝師級別,沒想到反而使得工藝師分心。“國外沒有工藝師的評定,作品照樣很出色。”

其次,中國工藝美術界缺乏經紀人制度,從業者對經紀模式的理解具有一定偏差。“我們曾作過目前比較有名的一位工藝大師的推廣,當時他還不知名,在我們的推廣下,名氣越來越大,和我們的合作態度也越來越‘膨脹’,較之以前難以溝通”。宋寧頡説,還有些工藝師不是很誠信,和這家公司合作後,比如仿製幾件古瓷後,和另外一家公司簽的協議也是製作同樣的這幾件瓷。即便我們當時在協議上都有所約束,但他們還是從別的方面來“突破”。比如,給我們做的可能是9件一套,給另外一家公司就是10件一套。

另外,宋寧頡還説,在成功推出多款當代陶瓷作品後,一些公司開始模倣自己公司的經營模式,“我們推出哪款作品,馬上就有公司找別的大師或者同一大師製作相同款,有時甚至連在媒體的廣告詞都照抄無遺,令人哭笑不得”。

最後宋寧頡説,公司原先將很多精力放在推工藝美術師作品方面,這些作品以倣古為主,今後會將目光放在公司自己的品牌設計上。但目前的問題是,由於定位是以當代的形式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在中國本土很難找到具有這種理念的設計師。“首先是文化教育的斷層,現在60、70後的主力設計師,由於歷史原因,受過國學教育的很少,而80後,即便受過傳統教育,也是很表面的,在設計中,可能僅僅把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符號來運用,不能深入到文化的精髓中。”

不過,宋寧頡相信,中國古代宮廷瓷器曾有那麼輝煌的歷史,今天的工藝、技法甚至窯口遠遠高於古代,只要沉下心來,一定有高於古人的作品面世。“只不過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人力、物力成本”。


 

卞亦文:勿以“本土化”為藉口

“作為藝術品市場的媒體人,希望能夠真正將藝術分析做到極致,做一個認真的媒體人。”

文/本刊記者 徐敏

作為北京電視臺《天下收藏》欄目策劃人,卞亦文向記者介紹説,當時希望能將電視娛樂和收藏鑒寶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把兩者都做到極致,不能因為電視的娛樂性而忽視節目本身的知識性和嚴肅性。對於其他媒體也是一樣,也許媒體人不是某個被採訪領域的專業人士,但是媒體人有必要多花一些時間和精力,深入調查研究,多借鑒專業人士的意見,把一些現象和本質剖析説透。誠然,媒體需要抓吸引眼球的新聞,但並不是聽風就是雨,更不是簡單地抓幾個關鍵字就來斷定一些事物。

卞亦文認為,對於藏家或者準備踏入收藏圈人士來説,藝術品收藏固然有投資功能,但是這個投資工具與常規投資工具不同,他認為,收藏一樣東西,你必須喜歡這樣東西,或者至少是你準備喜歡這樣東西,這樣的收藏才會更有意義。

因為對拍賣系統的興趣,卞亦文成立了北京中漢拍賣有限公司。他認為,拍賣行是西方的産物,在移入中國市場的時候,照搬西方成熟的法律和規則是必不可少的,適當的“本土化”對於任何一個新進入中國市場的事物也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就怕以“本土化”為藉口,做出一些非合理的事情。為了避免這一現象的出現,拍賣公司對拍賣品質和數量的嚴格把關就顯得尤為重要。

自2010年秋拍開始,中漢引入白酒拍賣,也被稱作“中國老名酒拍賣”。為了讓新事物的出現不至於走歪,他們一開始就把規模做得很小,雖然對於現如今假酒市場混亂的局面也抱有一定的擔憂,但是卞亦文仍然持有謹慎而樂觀的態度,希望有朝一日,中國老名酒的拍賣也能像國際上紅酒拍賣那樣,走上一條良性的發展道路,並且將影響擴大。

郭慶祥:説真話是一種社會責任

文/本刊記者 畢武英

因為被范曾的一紙訴狀告上法庭,藝術品經紀人郭慶祥成為公眾人物而被藝術圈外的各種視角反覆審視,有人説他不斷發表文章以反擊范曾對自己的控訴,言辭之犀利甚至帶有炒作之嫌。也有人認為他是藝術圈內少有的敢説真話的人,在這個圈子各種亂象不斷涌現,體制、法律卻缺乏規範的背景下,郭慶祥起碼自覺地扮演了“藝術警察”的角色。他的各種言論,即便有所偏頗,但劍指藝術圈內無法回避的很多問題,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將這些問題放大,以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只有有人關注,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

但當這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坐在記者面前時,鋒芒仿佛被很好地藏在了年近50歲的容貌之下,雖然僅僅在數天前郭慶祥還在為范曾狀告自己的案子大聲疾呼“告我100次也不怕”,此刻卻平淡地連案子相關細節談起的興趣都沒有。他説,自己所呼籲的,並不是針對某個人,而是對“流水線創作”這種現象進行抨擊。在郭慶祥看來,這是自己作為涉足藝術領域數年,並從中有所斬獲的經紀人應有的社會責任。“年輕的時候,可能更多地想要從這個領域怎麼賺錢,但到了今天,隨著閱歷的不同,更多地考慮到怎樣回饋給曾經給予自己養分的藝術圈”。

郭慶祥認為,藝術圈目前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一些藝術家流水線製作,部分藏家有錢卻不懂藝術,鑒定家真偽難斷,藝術批評遭遇金錢綁架等。所有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成因在於有關職能部門不作為。“他們應該更多地去引導大眾審美,給予大眾應有的道德價值判斷力”。郭慶祥説,現在是説真話的時候了,由於教育的缺失,使得很多公眾在美育方面有所缺失,不知道什麼是好的藝術。因此,作為美術評論家、藝術家、藏家、鑒定家等在藝術領域中擁有比常人更多美術知識的人們,應該站出來説真話,承擔起告訴公眾一個真實的藝術圈的社會責任。“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什麼才是好的藝術,而什麼是愚弄大眾”。

郭慶祥還説,現在打文化産業旗號的人很多,但實際卻做很多與文化産業無關的事情,目的僅僅是為了圈地或者進行金融交易,“不知名的藝術家都可以上市”。

令郭慶祥欣慰的是,自從范曾狀告自己以來,雖然大多數媒體保持相對中立,暗觀事態發展,但負面的新聞幾乎沒有,郭慶祥認為,公眾對藝術的判斷力正在慢慢形成,從這方面來説,官司的輸贏已經不再重要。


 

譚國斌:收藏是一種浪漫的投資手段

“藝術類刊物在藝術市場中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平臺也是助推器。它的推廣放大功能顯而易見。因此,藝術類刊物的良知和職業道德是其成為一個優秀媒體的立足根本。”

文/梁蘭

自2004年開始,譚國斌在湖南籍師友李路明的引薦下收藏當代藝術作品。逐漸地,他手裏累積了一批優秀作品,並以此創建了譚國斌當代藝術博物館。基於對中國當代藝術的信心,在辦過一次小規模的館藏展之後,他覺得有責任對當代藝術的推動有些行動了。在2007年,譚國斌以策展人和承辦方的身份舉辦了方力鈞、李路明、王音、毛焰、李津五位藝術家的群展,展期一個月,展覽地點設在湖南省博物館,冠名為“2007藝術長沙”。最為特別的是,譚國斌為了這次特別的展覽,從北京包專列到長沙,“藝術專車”作為當時的新聞轟動一時。第一屆藝術長沙就這樣成功的舉辦了,它本身就像一個行為藝術作品,也是一次連結北京和長沙當代藝術的探索。從此,兩地之間架構了一條直通的藝術橋梁,藝術長沙品牌也逐漸被認可。此後的“2009藝術長沙”和暫定今年9月17日開幕的“2011藝術長沙”,都是對這一品牌的鞏固和完善。

中國書畫也是譚國斌的收藏重點,自從進入當代藝術收藏領域,他發現中國書畫與當代藝術在市場上的表現很有點此消彼長的意思,他認為靈活地購入這兩類不同風格的藝術品是很有必要的。

在譚國斌眼裏,倉廩實而知禮節。藝術收藏,是在追求心靈快樂,精神富足的同時,還是一種浪漫的投資手段。在良好政策支援下,藏家和機構收藏品位提高都明示著中國藝術市場只會做大。雖然粗製濫造和資金炒作現象是存在的,但並不會傷及市場的筋骨。在中國,沉澱下來的好作品一定會有足夠的支撐。他説,他一定會在這條書寫中國當代藝術史的道路上,快樂地走下去。

王勇超:收藏是對藝術的珍愛

“收藏是對祖先的尊重,對文化的敬畏,是留給後人的禮物。”

文/本刊記者 黃輝

佔地500多畝,8600多根拴馬樁,40多坐明清院落,10000多件木雕和磚雕……這就是坐落于西安南五台山腳下,目前佔地面積最大、收藏民俗作品最多的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博物院內收藏的3萬多件藏品都是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院長王勇超30多年來踏遍關中各地徵集到的民俗藝術品。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勇超看到將要被截掉上部雕塑的拴馬樁,出於對傳統文化的情感,他用300元購買了第1個拴馬樁。從第1件拴馬樁開始,他蒐集3件、5件……剛開始,他收藏這些拴馬樁僅是一種感情,隨著收來的拴馬樁越來越多,不知不覺中他的收藏逐漸形成規模,而他對這些東西的感情也開始轉變為一種責任。

在收藏了眾多拴馬樁之後,王勇超又發現了陜西瀕臨拆遷、即將消失的明清民居。由於舊城改造和新建道路,大量老民居被拆毀,有些之前還能見到的東西,很快就灰飛煙滅。很多曾是明代宰相、清代舉人、富商巨賈、書生世家的舊宅,王勇超打算為這些老民居集體“遷家”。把它們一間間地挪到西安,本著“修舊如舊”的方法,興建古院落。業界稱王勇超搶救保護的這些老民居是“元明清代代不絕,殿堂亭臺樣樣俱全”,是西北地區古民居的博物館。

王勇超沒有給這些收藏起來的東西找買家,而是打算給他們興建一個永久的家——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2002年,興建博物館的申請獲得獲批。為此,他先後投入資金3.7億元。被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讚譽為“民族文化的基因倉和標本庫”。

現在,博物院每年建設性投資和日常維護需要3000萬元到5000萬元,他感到的壓力也越來越重。王勇超曾做了這樣的假設,如果當時把收藏這些東西的錢投資房地産的話,到現在,自己最少也能進世界500強。王勇超出於對地方文化質樸的情感和樸素的文化責任感,將他收藏和興建博物館的動機歸結為“對藝術的珍愛,對祖先的尊重,對文化的一種敬畏,是留給後人的禮物”。祝願《收藏投資導刊》不斷傳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冷軍:好作品應有好歸宿

“媒體應該起到傳播的作用,它應該是個中間人的角色。”

文/本刊記者 李榮坤

提起中國的“蒙娜麗莎”,自然會令人聯想到冷軍。2010年中國保利秋拍中,他的作品《肖像之像——小羅》以3136萬元成交,刷新了其作品的最高拍賣紀錄,充分證明人們對超寫實主義作品的認可。

“85美術新潮”時期,冷軍作為湖北“藝友畫會”最早的成員之一,親歷了中國藝術史上劃時代的歷程,他和當時眾多的藝術青年一樣積極地投身其中,實踐著自己對藝術的思考。85時期,他以油畫表現和抽象性為實驗主體,之後又嘗試了多種現代派的藝術創作形式和方法。

他從表現和抽象的藝術實踐返回傳統寫實,其創作形式的轉變要從1987年在武漢舉行的中南藝術節説起,冷軍被當時的武漢畫院院長盧柏森推薦為展覽評委,而每個評委必須有一件作品參展。在這樣一個官方畫展中,他之前的作品不適合,只好另畫一件帶有傳統趣味的寫實作品。冷軍擺放了一組靜物做描繪對象,他用了一下午完成;緊接著又滿懷興致地擺畫了第二幅,用了兩天;接著是第三幅,畫了將近一週;第四幅竟然畫了半個多月……這樣下來一口氣畫了五、六幅。作品雖越畫越慢,卻越畫越好。最後那幅作品已極為深入、豐富且生動。這個奇妙的過程自然而不可思議地發生了,猶如天意。1991年冷軍創作《馬燈的故事》,確立了其超寫實主義的風格。

大多數人了解的冷軍,是超寫實主義的油畫家,但他同時還涉獵國畫、版畫及綜合材料等多種創作形式。冷軍極為重視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的特殊性。“作為中國藝術家,被鍛造或修煉的經歷很重要。中國文化講究深厚性,追求自我內省,強調修為,其心性修養都能適時地體現在藝術家的作品上。”

他認為,今天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怎麼看都是一個資本市場,藝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罷了。所謂的藏家有相當一部分最終還是會將作品再次拋入市場賺取那份差價,而另一部分則有可能最終將其公益化,給作品一個真正的、好的歸宿!只是最後二者的比例若失衡,則有可能出大問題,80年代的日本可謂教訓深刻!

劉國松:收藏具有歷史性的作品

“媒體是市場環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發揚光大中國文化和引導社會輿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當前,真正能夠認識藝術、了解藝術的收藏家並不多,他們關注媒體,尤其是看媒體對哪些畫家給予肯定,以此為根據選擇他們收藏的對象。媒體在正面的影響非常重要,而且也應負有責任。”

文/本刊記者 蘇娟、黃輝

作為畫家的劉國松,很少關注收藏界的情況。不過,近年來,他關注到“外國人把那些所謂的中國當代藝術,那種全盤西化的當代藝術,抬舉得過高”,在他看來,這是西方對中國人的同化,“捧出幾個樣板,讓年輕人跟著學,做榜樣,大陸的收藏家也跟風,跟著西方人走,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讓人感到擔憂。

就藝術市場來説,他給我們舉了個例子,在世界藝術史上,猶太人藝術家數不勝數,但他們名垂史冊與猶太民族自身的經營密不可分。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有創造性的作品,但沒有市場來“抬”他的話,這個畫家就默默無名。猶太人如果發現那種有創造性的猶太畫家,就會扶植他。“我們中國人現在也有錢了,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把中國的、有創造性的畫家‘抬’出來?我説中國將來強了、中國變成世界一流強國的時候,中國的畫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畫家。”在劉國松看來,國家後盾非常重要,在“二戰”之後,佔主流的畫家都是美國人,美國人沒起來之前都是歐洲人。所以,“中國起來了,將來的大畫家都是中國人”。中國需要培育中國的大畫家。收藏家也要根據中國文化傳統,把中國文化發揚光大,鼓勵這些藝術家走這條路,不要圍著西方人轉。

劉國松認為,收藏家應該收藏在歷史上有價值能留傳的作品。看這些繪畫將來在歷史上能不能流傳下去,看這個藝術家為我們中國的美術史能不能做出貢獻。作品能不能豐富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這才是我們收藏的對象。真正的收藏家就要買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畫作。如果藝術市場能夠脫離炒作股票式投資的話,那真正的收藏家就會出現。

收藏家應該投資那些在美術史上將來會留名的,對中國美術的現代化,或者對中國美術發揚光大有貢獻的畫家,應該投資有創造性的藝術家,應該扶植這些藝術家。


 

米長虹:媒體應該為“中國創造”搖旗吶喊

“中國原創品牌的成長需要,也離不開媒體的搖旗吶喊!縱觀國際上的知名品牌,它們的成長和世界聞名都離不開媒體的力量。”

文/本刊記者 徐

作為中國原創腕錶品牌的代表,米長虹先生帶領著自己的製作研究團隊從代工走向獨立品牌,以自己創造的手錶品牌“廊橋”(Longio) 敲開巴塞爾國際鐘錶珠寶節大門,將“中國創造”搬上國際舞臺。

米長虹認為,西方名貴鐘錶之所以價格昂貴,不僅因為機芯複雜、表面精緻及貴金屬或珠寶的使用,更多的是因為它所承載的文化、理念、情感等人文因素。而西方人在這方面確實運用得非常好,當然,這離不開歷史的積澱。其實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乃集博大之精深者。但是現如今如何運用好、闡述好中國文化倒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繼羊脂玉“神話”腕錶之後,最近米長虹完成了他的又一新作——以牡丹為主題的“國色”腕錶,牡丹是我國特有的木本名貴花卉,花大色艷、雍容華貴,而且品種繁多,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稱,長期以來被人們當做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徵。米長虹希望把中國文化內涵及中國傳統工藝結合到自己珍藏的古董機芯上,為飽含西方智慧和工藝精華的古董機芯賦予新的生命,使廊橋的手錶作品透露出特殊的韻味。

由於所從事行業的緣故,米長虹的個人收藏主要集中于手錶及古董機芯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年輕時喜歡練字和遠足,所以他也喜歡收藏一些中國字畫,對木雕製品也情有獨鍾。米長虹覺得隨著收藏的增加和深入,不斷地受著啟發從而豐富自己的想法,隨之發現自己也越來越喜歡和投入自己所從事的職業。

Raimondo Romani:期待中國人口感的精益求精

“媒體的意義在於吸引公眾的關注,並給與真實的資訊。對於酒類市場來説,二級市場是真正可以體現酒的價值的地方,而拍賣行是二級市場中最值得信賴的場所。媒體應該更多地關注拍賣行的動態,幫助人們做出正確的投資選擇。”

文/本刊記者 徐敏

穿越7000年的紅酒,已經如同血液流淌在西方人的身體裏,並貫穿其各個歷史時期。從《聖經》的典故到教堂裏的壁畫,無不詮釋著紅酒對於歐洲文明的影響,被紅酒滋養大的義大利人Raimondo Romani,由於愛好紅酒,收藏紅酒,一直到最後與合夥人Flaviano Gelardini開創精品紅酒拍賣行,他們這一路邊嘗邊藏,希望通過這個由兩個合夥人名字命名的拍賣行將紅酒的快樂傳遞給更多人。紅酒市場在中國興起,他們期待中國人口感的精益求精,並且逐漸向大師級口感挑戰。

令G&R自豪的是,自2008年他們首次開始競拍義大利頂級酒莊的“期酒”,3年後的今年,但凡是G&R推薦出來的期酒,皆被證明是全球紅酒拍賣市場最受歡迎的酒,當初的“期酒”成了最佳的投資。G&R認為來自義大利頂級酒莊的酒在當下很有收藏潛力。Raimondo Romani告訴我們,法國紅酒的價格已經前所未有地漲得非常高,尤其是波爾多一級酒莊的。2009年底,在歐洲一瓶來自拉菲莊園的好年份酒的價格不會超過300歐元,而現在,即使年份不那麼好的酒也會超過700歐元。儘管波爾多一級酒莊酒的價格繼續在增長,但是他們的價格已經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跳躍”,所以要想在近5至10年內期待再一次的飛躍的可能性比較小。同時,義大利一些頂級酒莊的酒,它們具備B.U.S.H.A,分別是Brand(品牌)、Unicity(獨特性)、Scores from critics(酒評高分) 、History(歷史)、Aging capacity(成年潛力)。“BUSHA與中文發音 ‘不殺’相似”,Raimondo 笑著説,“中國和義大利都具有悠久古老的歷史,並且傳統文化至今還在國際上活躍著,兩國的共性較多,尤其是家庭觀念和飲食文化,這兩者在兩國文化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相信紅酒也會成為兩國文化交流的紐帶之一。”


 

Arnaud Bastien:追求價值並非盲目追隨品牌

“我希望媒體可以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進行報道,也希望能在報道的內容裏提供給讀者更多豐富、可信、具有投資參考價值的資訊及資訊。”

文/本刊記者 徐敏

素有“世上最無與倫比的珠寶”稱號的英國珠寶商格拉伕鑽石(Graff Diamonds),自品牌成立以來始終致力於為顧客尋找世界上最好的寶石,其歷史上製作的的珠寶飾品更屢屢在世界各大拍賣行中被買家追捧。作為格拉伕鑽石大中華區總經理的Arnaud Bastien 先生,自己雖然不是一個收藏家,但是憑藉多年來經營珠寶手錶行業的經驗,對於收藏品和美好的事物總會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無論是投資房地産、精品酒類、藝術品,還是鑽石,當你買了任何一個領域最頂級的作品時,那絕對是一次不會令你後悔的投資。

對於走進格拉伕店舖,想要購買珠寶做為收藏投資的客人,他會給出4個建議:一定要非常喜歡才買,因為你一旦買了它,它將成為伴隨你一生的財富;在買一件收藏品或投資品之前,你一定要對這個市場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準確地把握其價值;這件物品本身必須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好東西從來不缺乏問津的人,所以越是好的投資品越具有市場價值;最後,買最好最頂級的東西,你很少會出錯。

近年來奢侈品及投資品的市場越來越大,其中也包括中國市場。但是在中國,更多的人只是盲目地追隨品牌,跟隨潮流趨勢,而沒有真正地對市場及物品的價值有認識和了解。這是中國市場和歐洲等成熟市場相比最不一樣的地方。而對Graff品牌而言,其最重視和追求的則始終是鑽石本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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