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十年創作生涯中，汪建偉將多種媒介整合進行創作的創新實踐，令人們理所當然地將“多媒體藝術家”這樣的稱號放在他名字前面，而此時汪建偉卻説：“我對多媒體沒有強迫症。”他指的是自己並沒有被局限于“必須使用多媒體”這樣的境地。人發明技術總是為了擴大或限制某樣東西。為了滿足人們對更豐富表達需要，産生了新的媒介和語言；而若干新語言出現後，人們又學會了綜合使用這些語言。一切是應需要而産生，沒有一個“必須”的指令。倘若用單一的語言就可以完成使命，多媒體便是多餘的産品了。他説：“不是隨便拿一個東西，在多媒體裏面過一下就可以。”所以，如果哪天汪建偉忽然又開始畫油畫了，也無需驚訝。他就曾經説過，架上繪畫是個非常“節約”的方式，用最簡單的方式達到效果，所以難度更大，他至今沒有再碰油畫，是因為還不敢應對這個“挑戰”。 有人曾評價汪建偉是個“哲學型”的藝術家，他對理論和思想界的新動態保持了相當高的敏感，閱讀涉獵面很廣。在他日常工作的地方，書架顯得十分搶眼，齊澤克、布萊希特、阿爾杜塞等人的著作赫然在目，而阿岡本的新作《例外狀態》就擺在書桌邊，內頁裏夾著彩色便簽紙，上面是隨手寫上的註釋和筆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從這些哲學、文學、乃至科學文本中獲得靈感，這些理論也都融為了他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説：“布爾迪厄教了我從關係的角度看世界，福柯教了我生命到生命政治的建構過程，阿岡本教了我生命如何被政治懸置”，並補充道，“這真是太精彩了。”他的作品名字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閱讀所産生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比較想當然地將一些作品標題與特定的哲學家相聯繫，比如《生産》與鮑德里亞、《徵兆》與阿爾杜塞、《歡迎來到真實的沙漠》與齊澤克。他的作品有時被看作是對哲學的翻譯和闡釋，或者是用裝置和多媒體的形態將哲學視覺化。但顯然並不止於此，在使用理論或者使用媒介時，汪建偉都有比較強烈的主觀意識，將自己對母題的理解和提出問題的過程加入進去，而不是僅僅限于將思想文本翻譯成視覺文本。 “不確定性”是汪建偉近年來創作的一個核心問題，在各類談話中他也屢次提到。在汪建偉的世界觀中，沒有一個明確而絕對的真實存在，他對任何已確定的事實都抱有懷疑的態度。他認為，一切準確的東西都是通過知識系統——話語系統、圖像系統、金融系統等等——建構起來的。這種複雜多義的曖昧被他以各種形式滲透在作品當中。讓其作品有了更為開放的結構，也為更深度的闡釋提供了空間。懷疑是汪建偉很多作品的出發點，而且是以一個接一個的懷疑來提出問題，作品所到達的終點絕不是提供一個標準答案，當然也不是用一個新的事實去替換受到懷疑的事實，以消除懷疑。他所採用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事情“問題化”，處於不斷的懷疑當中。這與汪建偉對 “當代”的理解相關，他説，當代就是使所有的時間都處於困境當中，判斷與當代有關的藝術的一個基本時間觀念，是看這個藝術是不是處於困境當中，是不是通過去解決問題獲得一個力。要在作品中建立這樣一個不確定的空間，則涉及到兩個不同的層面。首先是事件的政治不確定。不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去對抗另一種，從而讓藝術淪為一種工具。第二個層面是社會的不確定。“藝術家不是做一種二手改造，不是蒐集一些藝術新聞、然後在此基礎上再稀釋它一次”，汪建偉説，“社會的不確定是指你如何理解這個社會，把你的態度和方法放在裏面。” 汪建偉的生活和工作時間控制得很嚴格，這與大部分藝術家都不同，大概也與他的創作方式有關。這一次訪談的時間是被嚴格限定的，因為我的訪談結束後，汪建偉還要與杭州的一些人開網路會議，探討新的項目。他説他的作品很難被收藏，部分原因是由於國內對於如此“綜合”的作品還缺乏一個合理的收藏機制。不過他的作品中多元的形式錶現與所涉及的激進前沿話題，對國際上許多知名藝術基金會和博物館相當有吸引力，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們的贊助下完成的，而其中不少作品也被這些基金會與博物館部分收藏。目前，由國際知名品牌愛馬仕贊助的一個項目剛剛製作完成，三月即將首次展出，而國內的展出可能會更晚，不知道這一新作呈現給我們的又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總之我相信，每次都有驚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