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2011年1月8日始，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筆墨精神——中國書畫的世界”在這座千年古都展出。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主要是日本朝日新聞社創始人上野理一的藏品，他的兒子上野精一在1961年將這些作品捐贈給了該館。上野家的收藏主要以明清書畫為主，其中，碑帖和書跡有76件，繪畫87件，在這些作品中，被列入日本“國寶”名列的有10件，“重要文化財”有23件。這次展覽就是為了紀念捐贈50週年而舉辦的。此次展覽分為“典籍的世界”、“法帖的世界”、“文人的世界”和“收藏余光”幾個部分，全面展示了收藏于該館的中國書畫。 在京都這座千年古都的各個角落，珍藏了眾多從12世紀初東傳至日本的中國至寶，它們與這座古都同呼吸，共命運。在日本，除了京都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庋藏中國書畫的重鎮之外，日本的中國畫庋藏蔚為壯觀，形成了龐大的公私收藏機構，這些都是日本近千年收藏的結果。 “古渡”與“今渡”高潮 中國畫在日本形成兩次收藏熱潮，最早是12世紀至16世紀，在這一時期，通過公私貿易船，以禪僧間的往來為主體的中日交流日益增進，中國的各種文物流傳到了日本。其中對日本文化影響最大的要數宋元繪畫。這時期傳入日本的墨跡、繪畫一般被稱為“古渡品”。“古渡”繪畫的核心是以馬遠、夏、劉松年、梁楷等畫家為主的南宋畫院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時期出現的類似宋元畫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禪僧畫作以及大量禪師肖像畫，現在，這一部分作品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寧波）、杭州等地的職業畫家製作的佛畫，例如成套的“十王圖”、羅漢圖、“十牛圖”和水墨觀音等作品也是“古渡”繪畫的一部分。除了來往僧人攜帶的途徑之外，這些畫作還經由宋元海上貿易的渠道輾轉至日。 “古渡品”不僅與其他時期流向日本的中國藝術品存在時間上的差距，文化價值也完全相異。正如米澤嘉圃教授所言，“這些作品不但決定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且還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質”。在此後的幾個世紀，日本藏家極力尋求在這一系統下建立起來的中國畫收藏系統，並在這一收藏基礎上，發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藝術品位。 在16世紀至19世紀間，傳入日本的中國畫一直沒有間斷，海上貿易是最重要的手段，一些畫商購買中國畫至日本出售。那些被中國主流收藏排除在外，不符合傳統文人鑒賞口味的作品在日本卻獲得了巨大的聲譽和崇高的地位，非常暢銷，博得日本藏家追隨。比如，被視為“粗硬”、“狂狷”的明代“浙派”作品，不被重視的晚明時期“吳派”作品以及流通于市的職業畫家作品，鑒賞和文化的差異使中日形成了不同的中國畫收藏體系。 20世紀初，中國遭受戰亂，歷經改朝換代之波折，大批中國書畫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稱為“今渡”藝術品，掀起了中國書畫東傳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清宮流出的書畫為日本收藏打開了另一扇門，活躍于京都的中國學者兼畫商羅振玉在日本宣揚中國文人書畫收藏傳統，得到畫商原田悟郎和中國史專家內藤湖南的關注，在日本引發中國文人畫收藏，改變了日本收藏狀況。資本雄厚的日本藏家開始意識到，他們收藏的中國畫存在巨大的空白，開始整理、檢視日本的收藏，學習並仿傚了中國鑒藏傳統，收集與中國藏家大體類同的畫作。一批文人畫作品在這一時期得以成為流入日本的藏品。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輔、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朗等人逐漸成為實力雄厚的中國書畫大藏家。而從清宮流入日本的精品不乏有傳為董源的《寒林重汀圖》、李公麟的《五馬圖》、傳李成所繪的《平林遠樹圖》等重要作品。 “二戰”及之後，日本收藏的中國畫也受到衝擊，有的毀於戰火動亂中，而因為日本經濟蕭條，文物價格大跌而流落到歐美各國的作品也為數不少。很多歐美藏家是從日本了解、介入中國古代書畫，深受“日本趣味”和“日本化中國畫”主導，開始在世界各地網羅中國書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