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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為什麼堅持膠片創作？有沒有想過改用數位拍攝呢？
阮：我是個從一而終的人，第一天怎麼對待攝影，端起了什麼型號的相機，用了什麼膠捲、何種沖洗藥水，幾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如故，就像我一生只討一個老婆。也許這一切手工的微妙樂趣終有一天會被技術發展的大潮沖走，但在消失之前能夠多擁有一天，就是一天的幸福。好好把一種材料的性質掌握，發揮，就好了。數位攝影時，人無法珍惜那個按快門的機會——不用材料費，讓攝影師拍照的態度草率。
愛普生影藝坊舉辦的《“鄉親”攝影展》中的照片都是選用１２０中畫幅的正方形取景框，為什麼會選這種取景方式呢？
阮：拍完135之後，120相機是我對固定模式的打破，我看到120之後就想拿來玩。120相機低頭沉思般的拍攝姿態，調焦也慢，讓人的心境緩慢下來，換個心情和角色，120給我放鬆的感覺，這是拍攝135時沒有的感覺，我拍135時有心理潔癖。
您的“鄉親”攝影展上很多都是人物影像，有沒有在拍攝的時候遭到過村人的拒絕？
阮：我拍照是被生活的原貌所吸引，一個人拍照時特別希望能夠融入別人，需要別人的認同。我第一次去客家村落拍照時被小孩子當作“匪諜”扔過石頭，因為那裏從來沒有人去拍過照，警察還過來查問，等我理直氣壯把事情敘述清楚，就好了。從被排斥到被認可，其實，作品已經不算什麼了。攝影作品50％的成功在於被攝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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