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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代藝術最喧囂的時代，有一群藝術家一直遊走在邊緣的邊緣。喧囂過後，他們依舊邊緣並慢慢被遺忘，記錄他們的經歷和探索是對那段歷史的另一種回顧
1985年前後，中國的前衛藝術達到了高峰。藝術史用“八五新潮”記錄了那個充滿理想而又裹挾著模倣痕跡的時代。
一些藝術家順應這股浪潮，逐漸從邊緣走向主流，在新世紀的藝術狂潮當中揚名立萬；而另外一群藝術家因為地緣原因或者秉承獨立的原則，一直遊走在邊緣的邊緣。他們慢慢被市場甚至世界遺忘。
在藝術市場突然冷清下來的時候，北京“墻美術館”內，三位一直醉心自我創作的藝術家作品聚攏到一起，回顧了與“八五新潮”同期，卻始終與其保持距離的另一段“藝術史”。
北京之外的“WR小組”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隨著“無名畫會”“星星畫會”一系列活動的開展，北京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中國前衛藝術的核心。一些藝術上的先知先覺者從各種途徑找到來之不易的國外畫冊，研究西方美術思潮，尋找各自創作的方向。直到1985年左右，前衛藝術的實驗創作達到高峰。
與此同時，偏安山西大同的幾位藝術家一邊從《中國美術報》中關注首都火熱的藝術圈，一邊懷著憧憬和不屑，試圖尋找自己的藝術語言。“在那個地方是很孤獨很絕望的一種感覺，大同離北京不遠不近，但是很邊緣。”藝術家朱雁光説。朱雁光是當年山西WR小組的一員。WR是“五人”的拼音字頭，因為五位藝術家中的一位因煤氣中毒早逝，另一位下海經商，實際上，只有三人——張盛泉、朱雁光、任小穎。
三人在大同一些喜愛前衛藝術的小圈子聚會上相識，因為藝術家的不羈性格，最初的相識並未激起相互的認同。當時大同歌舞團舞美隊隊長是當地前衛藝術圈的一員，定期舉行內部觀摩畫會。朱雁光在一次觀摩會上見到張盛泉，問他“你畫什麼畫？”張盛泉説，“我研究藝術史。”朱雁光很不以為然，覺得“這個大個子沒什麼畫拿出來展示，就會玩虛的嚇人”。
但在後來的接觸中，朱雁光發現，張盛泉這個沒接受過系統藝術教育的銀行職員有著驚人的超前觀念。“他一齣手就是很有力量的，用的繪畫材料都是工業油漆，107膠之類的。都很粗獷，和我們精神上的一些東西是很默契的。”朱雁光説。
於是，三個人走到一起。“我們經常在一塊探討，做露天展覽，有時候在雲岡賓館做完露天展覽，就找個地方吃飯。三個人才三十多塊錢。”藝術家任小穎回憶説。那段生活境況，WR小組與北京的前衛藝術家相差不多，在清貧的物質生活之外尋找著精神世界的方向。“自由知識分子，每一個個人的力量都是相當有限的，都需要一群人來做這個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討。和整體的啟蒙狀態有關，我們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氛圍當中。”朱雁光説。如果説，北京的藝術家尚且有著可以相互交流的可能，那麼在山西大同，這三位藝術家只能相互取暖。
遊走在高潮的邊緣
1986年，WR小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我的世界油畫聯展”上亮相。張盛泉以“大同大張”的名字展出了自己的小幅作品《火葬場》，畫作中的黑色全部使用皮鞋油，畫面強調陰影表現，有著強烈的哲學意味，在一片以寫實為主的作品中十分顯眼。“他的作品明顯和別人不一樣。”朱雁光説，“有的人還有點不屑，覺得用皮鞋油畫畫。其實他不是買不起顏料，是因為用皮鞋油和他作品的精神最能契合。現在人們明白用一些綜合材料表現自己的想法，那個時候並不都知道。”
WR小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的小圈內被口口相傳，差不多同時，北京的“八五新潮”運動也如火如荼。1986年4月，中國美術家協會舉辦“全國油畫藝術研討會”，正面探討“八五美術新潮”的風起雲湧，並且邀請了活躍的藝術家群體代表。後來成為著名藝術家的張培力、李山，評論家高名潞等全部到會。這些藝術家和批評家在會議上大談新藝術和新思潮。事後有人回憶，“就想一起鬧革命”。
藝術家王廣義所在的北方藝術群體，谷文達等等偏重各自實驗的個體藝術家，以黃永為代表的“廈門達達”群體都各自活躍在不同的地方，把對西方哲學的理解和自我思考以油畫、裝置等等形式錶現出來，雖然絕大多數技法和方向有著太多的模倣西方的痕跡，但是徹底顛覆了以往國內藝術千篇一面的色調。
“我們都是從《中國美術報》上看到的那些消息，因為地緣的原因、自我的原因並沒有直接參與到其中。”朱雁光説，“但是我們同時也在做自己的探索，所以既是參與了，同時也是在邊緣冷靜地看著他們。”
正因為沒有過多地捲入，使他們有了冷靜批判的眼光。“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有模倣，但是很快就放棄了，找到了自己的路，比如對於‘終極主題’的探索。”任小穎説。
北京的熱鬧局面，自發生長並逐漸達到高潮，1989年春節，中國美術館的“八九現代藝術大展”，成為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在這個展覽上，山西大同的WR小組也以一種另類的方式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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